“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夜晚，我爱天空点点明星，
白天，我爱天空飘飘白云；
无论什么夜晚，天空都会出现了星；
无论什么白天，天空总会飘浮着云。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点点的星，扩大了人生。
片片的云，象征着自由。
……”
1951年，星云大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创作了这首名为《星云》的诗。他的生活正如诗中所写，无论黑暗或是天阴，他都在自由地扩大人生的可能——出生于贫苦家庭，却在全世界建起200多个佛教寺庙，创办了数十所大、中、小学和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电视台等；没上过正规学校，却成了畅销书作家，著作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十几种文字；没学过建筑，却凭一笔一尺，设计出气势恢宏的“人间佛国”……
星云大师把人生比作一条“路”，他说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条路要靠自己走出来，他将自己走过的路总结为８个时期，以每10年为一个时期，分为“成长时期”、“阅读时期”、“参学时期”、“弘法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伦理时期”和“佛学时期”。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和正常婴儿一样。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师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如数家珍。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对于《三国演义》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一心辅佐刘备的精神，最为我所钦佩。”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８个字来形容。“那时，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还要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九死一生，逃过劫难。”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后来，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当时佛教不发达，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传教用的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我那时购买的。”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青年来学佛。“一些儿童、青年、妇女和有神道信仰的初级学佛者，听到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星云大师想尽办法，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召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终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主管18年就让位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因发展需要，除了安顿僧侣外，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晚年最放不下的事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在佛光山，人们争相向我们讲述星云大师感人的事情——
“有一次来了十几万信众，住不下，大师知道了，把房间让给了客人，说自己晚上有事。其实他一个人躲在佛学院的阳台上，坐了一个晚上。”
“前些年，一位修行的女学生感叹，自己连口红都没有擦过、丝袜还没有穿过。师父不经意听到了，竟然在出国弘法时给她带了国外的丝袜、口红等物品，好圆她一点心愿。海关的人看了还笑话师父，说出家人怎么买这些东西。”
“大师从不用名贵的东西，几年前他视力就不好，我们想给他换一块大些的手表。有人给他买了浪琴表，师父不懂就带上了。一位不知情的信徒说漏了嘴：‘师父您戴着浪琴表呀。’师父一问，知道是名牌，立刻摘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别人。”
“师父很爱护青年和儿童，来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师父说是我们的小王子，不能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要像在家里一样受宠。”“有一次办夏令营，来了好多学生，突然水管坏了停水，师父守着工人修理。到了下班时间，工人不肯再修，回家了，师父还在水管旁守着，他说恨不得自己的血液能变成水流入水管。”
“师父重视宗教融和交流，比如天主教徒曾来这儿演《佛陀传》。前些年暴雨冲垮原住民房子时，师父不但敞开山门让他们进来，24小时打开空调，给他们吃住，而且不管哪一派的教徒，都给他们提供祷告的地方。”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