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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白马寺和佛教在我国的弘扬与传播

洛阳白马寺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西元68年),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由封建国家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在我国佛教界亦称之为“中国第一古刹”、“祖庭”、和“释源”。祖庭,意为祖师之庭院;释源,意为佛教(别称释教)之发源地。白马寺建成后,佛法渐盛,信众日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与佛教文化不但给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还逐步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世界佛教源于印度,我国佛教传于洛阳。白马寺对于佛教在我国的弘扬与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白马寺的兴建和我国佛教史上之“永平求法”一事紧密相连。关于“永平求法”的记载见于以下诸书:《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袁宏《后汉记》、范晔《后汉书》、王琰《冥祥记》、释惠皎《高僧传》、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理惑论》为东汉末年牟融所撰,后收入僧祐《弘明集》中,是现存最早的佛教著作。经许多学者考证,认为此书非后人伪造,当属可信。《理惑论》最早记载了“永平求法”,今把原文抄录如下: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予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浮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永平求法”,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求法的具体时间。如琇《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称:汉明帝感梦在永平七年(西元64年),汉使返洛在永平十年,这和《历代三宝记》所载时间相同。有些古籍.古碑也有不同记载。

汉使到达地点。或记至大月氏者,如《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或记至天竺者,如《水经注》.《高僧传》.《释老志》。

《四十二章经》译自何处?有谓译自大月氏者,有谓译自洛阳者,《高僧传》谓译自白马寺。

还有一点应予提及:《理惑论》中提到的洛阳城,系指东汉国都洛阳,地处今洛阳城东约15公里的邙山之阳,洛水两岸。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亦于此建都,习称“汉魏洛阳故城”.雍门为城西南数第二门。为什么有些书记白马寺在雍门外御道北,有些书却说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南呢?这是用为雍门后曾改称西阳门,且门址位置向北迁移了的缘故。

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汉,滋长发展在曹魏.西晋.北魏,鼎盛于隋唐。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时均曾以洛阳为都,这为教的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魏书.释老志》云:“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据《高僧传》说,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即译自白马寺,“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四十二章经》体载略仿《论语》,内容偏于佛教的小乘学,它曾对我国佛教的早期传播发挥过重大作用,是研究我国早期佛教的重要资料。

东汉初年白马寺的创建,标志著封建国家正式承认佛教的合法地位,允许甚至宣导佛法传布,由此至东汉末年的一百多年中,来华的西域僧徒渐多,而入华日频的商贾及使臣中,信佛教者也不少,佛经逐被更多的翻译过来,佛教势力便随之一天天扩大。

东汉时期绝大多数佛经译在洛阳,白马寺则是重要的译经道场。恒帝.灵帝时期,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我国,如安息的安世高。安玄,月氏的支娄迦谶.支曜,天竺的竺佛朔,康居的康孟祥。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夙兴夜寐,忧济涂炭宣敷三宝,光于京师(洛阳)”,他大约是在晚于永平之岁九十余年来到中国的。从建和二年(西元148年)至建宁三年(西元170年)的二十多年内,他在洛阳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佛经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月支人支娄迦谶,“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于恒帝末年来到洛阳,不久即通华言,当时在洛阳译出《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昧经》等佛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相传这二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住在白马寺住持译经事宜。安世高重于宣扬坐禅法,偏于小乘内容:支娄迦谶重在宣扬般若学,多大乘内容,为当时佛学二大系统。竺佛朔于灵帝时携经来洛,在熹平元年《西元172年》与支娄迦谶合译出《道行般若经》,光和二年(西元179年)合译出《般舟三昧经》,由洛阳人孟福.张莲笔受。此外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大力.安息的安玄.康居的康孟祥.康巨,以及受教于安世高而和安玄合作译经的汉人严佛调等十多人。至东汉末年,共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

我国讲经可能即始自安世高。相传他善汉话,在洛阳讲经“听著云集”。还相传,他为避关洛祸乱,前往江南,故南方佛教也得以流传。当时上层统治者中,汉明帝.楚王刘英皆尚佛,汉恒帝并已在北宫供奉佛祠,故《汉后书.西域传》中有“楚王英始盛斋戒祀。恒帝又修华盖之饰”的记载;襄楷上书也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的话。与此同时,佛教也逐渐在京师民间流传。就是说,佛教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三国志.刘繇传》说,汉末献帝时,丹阳人笮融“乃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著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众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种壮观的场面,可以看出东汉末年佛教由国都洛阳向全国各地传播流布的情况。“中国佛教传于洛阳”这话是很合乎历史真实的,

据记载,曾受教育安世高,并与安玄合译《法镜经》的严浮调是我国第一位汉族僧人,他所著《沙弥十慧章句》,为我国最早的佛教撰述。

曹魏时,佛学上的重大事件是戒律的传人。《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称:中天竺僧人昙柯伽罗于黄初三年(西元222年)(《佛祖统纪》谓在嘉平二年即西元250年)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的第一本佛律《僧祇戒本》(或作《僧祇戒心》),立羯磨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后世律宗即尊昙柯伽罗为初祖。天竺僧人康僧铠(或谓康居人,以姓康故),于嘉平四年(西元252年)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著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安息人昙无帝长于律学,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书后来一直在汉地流行。此外还有龟兹的帛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无量清净》等五部经。上层人物如魏明帝曹睿曾大修佛塔。陈思王曹植喜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等。

随著佛教的日益传播,汉人辞亲出家者渐多,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以曹魏甘露五年(西元260年)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汉族僧人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僧人。据《高僧传》载,“他出家以后,专务经典”,“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末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费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后在西晋元康元年(西元291年),有居士竺叔兰等译为汉文。朱士行则于八十岁时身殁异乡,“散行于于阗”。

三国时,西域僧人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孙权曾拜支谦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

西晋时,国都洛阳的佛寺已达四十二所,“寺庙图像崇于京邑”,朝野信奉佛教已较为普遍。时有原籍天竺、世居敦煌郡、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在洛阳译经。竺法护早年随师父竺高座游历西域,获梵本经一百六十五部,后曾到长安、洛阳译经,为东汉以来所有译经者之中翻译最多的一个。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安息人安法钦、法立、法炬等。

西晋建兴年间(西元313-317年),沙门法始在洛阳宫城西门创立佛寺,彭城人净检诣寺听讲,借经颂读,遂依西域沙门智山剃度,受十戒,后又在洛阳从大僧受具足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比丘尼传》将她列在传首。

北魏洛阳号称佛国,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笃信弥繁全刹与灵台比高,广殿等阿房等壮。”单是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有三千多人(《洛阳伽蓝记》)。据记载当时我国北方地区,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人:南朝梁有佛寺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

自东汉初传,经魏晋南北朝达约500年的弘扬、传播和发展,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延及隋唐,佛教臻于鼎盛,佛教中国化也得以实现。

在我国佛教的弘扬与传播中,白马寺长期是一个重要的佛事中心。其后在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战乱兵燹,几兴几废,“犹以天竺旧状”的东汉白马寺,巍峨辉煌的唐代白马寺,均已无存;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的主持下,又一次整修白马寺,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方形院落。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毗卢阁等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斗拱飞檐,古色古香;以中轴线为基准,两侧的辅助建筑严格对称,保持著中国古典建筑的特有风格。塑像多为元、明、清时作品,其中以元代的一组“夹纻干漆”像最佳,誉满中外。

白马寺后院有砖砌高台,名叫清凉台,宽32.40米,长42.80米,高约6米。台上重楼高阁,古柏森森,蔚为壮观,为“释源”白马寺独具的胜迹。有记载说此台原为汉明帝避暑读书之处:“永平求法”得经像以归,“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印度二高僧来华后在此台译经传教,后“咸卒于此寺(白马寺)”。今清凉台上供有这二位“祖师”的塑像。他们的坟墓保存在寺门之内东西围墙之下。毗卢殿后壁间嵌有《四十二章经》刻石,上镌有“后汉沙门迦摄摩腾共竺法兰奉召译”字样。还有多方碑石上刻有“祖庭”、“释源”之称。

白马寺东南的齐云塔重建于金大定十五年(西元1175年)。《佛祖统记》说,“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四十二章经序》有汉明帝时“起立塔寺”之说,《释老志》有汉明帝时建塔记载,《历代三宝记》更具体说汉明帝修建齐云塔。今寺存宋代刻石也有记载。如琇和尚也经过考证,认定齐云塔始建于东汉永平己巳(西元69年)。因此,则齐云塔应为“中国第一古塔”。

白马寺山门券洞券石,清凉台券洞券石,以及第一、第二两个大殿的殿壁上所镶砌之“梯形”大砖、青石,在寺院建筑中甚为少见,部分券石上还刻有制作工匠的姓名,据认为这应是东汉遗物。

《洛阳伽蓝记》还记载说:白马寺的葡萄大如枣,味殊美,京师又语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葡萄、石榴和佛教皆由西域传入内地,石榴原产安息,故称“安石榴”。人们把葡萄、石榴和佛教一起,同最早的佛寺白马寺联系在一起,传为美谈,是很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