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的宗教信仰

今年是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诞辰140周年，南开大学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然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南开之父张伯苓的背影总是不那么“显眼”。张伯苓，这位身高超过一米九的武生，1895年19岁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因当年2月的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没，张伯苓在家闲居一年。1897年，张伯苓开始服务于海军。同年，承甲午败绩，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饱尝了丧权辱国的滋味，气愤填膺，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1898年，张伯苓执教于严修的家馆，开启了教育救国的生命历程。因教学内容、方法等颇受欢迎，学生人数不断增多。1904年，在严修等人的支持下，张伯苓创立起学堂，它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在天津方言中，洼地叫做开洼，在城西叫西开洼，在城南叫南开洼），即民间俗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9年，张伯苓和严修又创办南开大学。后又创办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抗战时期还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张伯苓办的这些学校，均为私立。换言之，除了政府的少部分补贴外，所需经费都是从社会募捐而来。张伯苓因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为了办学，张伯苓时常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劝捐。有一次，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张伯苓遇到济南电灯公司的经理，对方在敬佩之余，当场捐款1万元。在美国时，他也常带上几条亲手喂养的金鱼，每捐1万元者，赠1条小金鱼留做纪念。军阀割据、战火连天的岁月中，在很多国立大学都屡屡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下，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没有北京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力量和魄力，也没有厦门大学经营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陈嘉庚做后盾，更没有清华大学雄厚的庚款支撑。其艰辛与不易，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从军政要人到一介凡夫，从中国到美国，大家愿意捐钱给南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凡是捐款全都建账登记，账目放在图书馆供人查阅。更为重要的是，张伯苓募来的钱成千上万，自己却分毫不沾。有一次，张学良乘汽车去拜访张伯苓，汽车在一条土路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张公馆”。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堂堂大校长竟住在贫苦市民当中。张伯苓外出办事，一向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每次出门，他必带两件东西：一盒臭虫药和一包茶叶。因他下榻的旅店臭虫太多，茶叶又实在低劣，一包茶叶就是他唯一的奢侈品了。在市内开会，张伯苓常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代替小车，会场外的服务员问车号，张伯苓讲：“11号。”弄得对方看着他走远，才明白过来“11号”指的就是双腿步行。张伯苓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工资。抗战前，他只拿南开中学工资，不拿南大工资；抗战时，只拿西南联大工资，不拿重庆南开中学工资；抗战胜利后，只拿南开工资，不拿别处工资。他退休后，没有了工资收入，全靠3个儿子赡养。支撑张伯苓这一切的，是他的宗教信仰。1908年8月16日下午3点，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秋季第一次德育会上，张伯苓这样述说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某少负不羁，父老见之辄目为聪颖。以此自恃，每与人谈论，必多方辩驳，举一切神道仙佛皆不折服，遂成为一玩世之人。此二十岁以前之事，而放肆可知。然据一己之思，想人必非偶然而来，故未免自用。至二十三岁时，尝从严范孙先生游。严先生为人甚道学，闻余所谈，颇不以为是，尝谓余曰：子之言，皆不着服语也。以太直率无文，故云。盖谋因直情径行，言论所及，求诸人世有万万不能行者，遂生一厌世之心。幸尚未入世俗名利之圈内，迷途未远。然尝细心体会，人在世间无非生老病死，古今一辙。言念及此，遂厌世之极，甚有愿绝人间传种之意，自亦不解。有时研究心理学，而心理学亦不足余之乐。讲求明学、四书，而明学、四书亦不足慰我心。世俗既非所好，家庭之乐亦不足以解我厌世之思想。”美国人科尔在给吉恩的信中谈到了张伯苓入教的情况：“暑假前的某一天，盖利（格林）在天津的街上遇到了张，并对他说：‘张先生，您已经与基督教接触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是否该是你决定接受耶稣及其教义的时候了呢？’张回答：‘您和饶伯森今年夏天在北戴河待两周，到那时我再作决定。’张来到了这个美妙的海滨胜地，并加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到了星期五，他也一直没提他的决定，而且次日他将离开此地返回天津。我们都失望了，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会成为一名耶稣的门徒，并为此祷告。随着当日下午天下起了大雨，我们的心情也开始下沉，因为中国纸（布）底鞋不耐雨。晚上，几个人聚集在盖利住所宽敞的走廊上，此时张穿过大雨，走上宽大的台阶，这里所有的秘书都大吃一惊。就在盖利向他问候时，他对盖利说：‘我已经作出了决定。’经过简短的讨论，其间盖利曾问张是否清楚入会的步骤，然后，他们跪成祷告的姿势，围成一圈祷告，张也参加了。随着最后一句祷告词，盖利宣告祷告结束。但当他们要站起来时，张突然说：‘我想再次祷告。’然后他非常简单地说：‘主，我在心智上明白了，但请让我在精神上也明白它吧。’就在这时，似有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这是后来他才告诉我们的。”1909年9月15日，在游历美国之后，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基督教公理会教堂举办的“献堂礼拜”上正式受洗。张伯苓因办学，邀请青年会的传教士担任教师，与青年会的人熟悉日久。但是对于《圣经》，以为“浅薄无味”。张伯苓认为，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有魔鬼存在？后来，随着与青年会饶伯森等人接触的增多，渐生佩服之心。1908年夏天，在北戴河随青年会人员一起居住一周，静养脑力，潜心默会。7月24日，在返回天津前一天与青年会人员道别时，与大家一起祷告，愿将一己之身心全付之上帝。从此，每日早晚两次祷告、读经。张伯苓这样说自己：“玩世之张伯苓一变而为厌世之张伯苓，再变而为乐天之张伯苓。”此后的张伯苓，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潜心教育事业，终有大成。张伯苓说，“南开，难开，越难越开”，但以他的宗教信仰，也要“苦干，硬干，拚命干”。张伯苓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一分钱存款，只有口袋里的7.6元零花钱与两张戏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