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为塑造的当代民族形象

马背上的民族 纸本水墨 120cm×160cm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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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为，1945年生，祖籍山东诸城。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主任，解放军美术创作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小米加步枪》、《漠上》、《阳光下》、《马背上的民族》、《晚风》、《巴扎归来》、《人民公仆》等。

出版有《写意人物画技法》、《刘大为速写》、《刘大为作品集》、《刘大为小品集》、《刘大为水彩画作品》等。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重大展览并获奖，并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刘大为是新时期在工笔人物画和水墨写意人物画两个领域都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画家。他的《马背上的民族》、《漠上》、《巴扎归来》和《雪线》等作品，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画的代表作，而且，他所塑造的当代人文形象，成为具有这个时代审美精神的民族形象。

刘大为的生活基础源于他青少年时代的内蒙古草原生活，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湛蓝的天空、悠游的白云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粗犷勇敢的性格，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他画草原、画沙漠、画雪域、画骆驼、画牧马、画民风古朴的蒙古族、新疆维吾尔族和藏族人物形象，也都体现了他对自然与人的热爱，体现了他通过这些审美形象所表达出的艺术主体的胸襟与品格。作为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画家，刘大为走过的艺术道路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美术家的成长历程。1963年，刘大为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市半导体器件厂；1972年落实政策调入包头日报任编辑、记者；“文革”期间，他先后创作了《银针传深情》（合作）、《草原颂歌》（合作）、《草原女民兵》和《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等作品，并多次入选“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文革后第一届中国画研究生班。从此，他被历史逐渐推为新时期开时代新风的一代名家。

在表现内蒙古大草原的工笔人物画方面，刘大为也是突出的代表。相比于上世纪70年代那些用故事情节图解政治主题的草原作品，刘大为开始注重蒙古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表现，并试图通过对这种无情节性的日常瞬间的描绘，揭示游牧民族的生活与辽阔无垠的草原之间的自然关系。不论是描写三口之家放牧休憩场景的《马背上的民族》，还是塑造茫茫沙漠上蒙古族少女微笑的《漠上》；也不论是刻画霜染须眉的琴师在侧耳倾听马头琴回音的《草原上的歌》，还是捕捉训练幼童单骑放牧充满动感形象的《雏鹰》，刘大为在作品中捕获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叙事，而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所传递出的质朴的情感，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揭示出的人对于猎犬、牧马和骆驼的亲情关系，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呈现出来的人畜与草原、沙漠的和谐统一。对于内蒙古大草原，刘大为没有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也没有表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强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一个当代审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

从师承关系来说，对于古人，他曾经用功临写过陈洪绶和任伯年的工笔、兼工带写的人物画，在人物画的精微与生动上获益匪浅。对于今人，他既师承于蒋兆和通过笔墨皴擦呈现人物坚实的结构与体量，深入地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动态；又师承于叶浅予运用简洁的勾线和彩墨强化中国画特有的语言美感，从而使笔墨语言的审美性相对独立于客观对象。刘大为是山东诸城人，成长于内蒙古大草原，是个地道的北方人。但他的水墨人物画在撷取蒋、叶优点的同时，更倾向于浙派人物画的语言特征。譬如作品《巴扎归来》、《转场》、《干草车》和《帕米尔高原的婚礼》等，在他的这些写意人物画的作品中，他很少使用浓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笔，而是用行草书式的线条赋予形象以灵动、洒脱、飘逸的视觉美感，大块的偏锋湿墨用于骆驼、牧马和猎犬的表现，面部的精微之处往往在勾皴的基础上敷以水润墨色，从而形成了他画面特有的线与面、疏与密、笔与墨、虚与实、光与影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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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笔墨有很好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画巨幅群体人物的组合，又能随意画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驾驭主题性的人物画创作，又擅长描绘抒情性的生活小景。画人物面部时，写意之中颇见精微；画人物躯体和骆驼、牧马、猎犬时，则是在谨严之中常见洒脱。他的笔墨是率性而不粗野、简洁而不空疏、洒脱而不恣肆。

从油画到连环画，从速写到水彩画，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从地方研究生到军旅画家，从主题性创作到艺术的个性追求，他涉猎的画种非常宽广，他生活的阅历非常丰厚，他创作的题材非常广博，他发掘的审美内涵也非常深入。鉴于他取得的多方面艺术成就，1997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主席团常务副主席，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作为中国美术界的重要领导，他的开拓精神和务实作风使中国美协在世纪之交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宽广胸襟和真诚厚道，赢得了广大美术家对他的信赖与赞誉。当然，站在中国美术界那样一个制高点上，他的胸襟、眼界与视野也更加开阔，俯瞰全局，把握方向，他更具有一种艺术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时代的使命感。在他的《晚风》、《小米加步枪》、《人民公仆刘少奇》、《朱德与史沫特莱》和《不畏蜀道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阅读到他怎样通过自己的画笔来表达他对于现实主题与历史主题的思考。这些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他自己的艺术追求与个性风采，而且也塑造了当代审美中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如果说写意性是他在工笔人物画中求得灵变的重要方式，那么，以工养写也便形成了他水墨写意人物画严谨的造型特征。中国画历来讲究工写结合，从事工笔画创作的，最好也学些写意，以写意养工笔而不致工笔画的细描死抠，实为“笔工而意写”；而从事水墨写意画创作的，最好也有画工笔画的经历和学养，以工笔养写意而不致写意过于草率粗俗，是谓“笔写而意工”。刘大为的画学道路一直坚守工笔与写意并举的路子，他的工笔之所以灵变、活脱、静雅、飘逸，这和他在水墨写意人物画上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同样，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之所以收放自如、内敛沉静，这也和他长期从事工笔人物画创作密切相关。刘大为有非常扎实的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长期养成的勤奋画速写的习惯，他在水墨写意画上的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因而，他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不会因造型问题而产生形象塑造上的硬伤，也不会因长期地完全出于默写而形成一种套路式的概念化或符号化的人物形象。相反，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味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然保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刘大为不仅追求中国文人画所特有的洒脱率性的写意，而且还要在鲜活生动的形象塑造之中把自己的个性、学养、品格浸透进去，从而彰显出艺术主体的精神与格调，这才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至高至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