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马连良先生相处的几个月

那是59年春夏之交的５月，有一天晚上厂里召开全厂工人大会，还特意叫我们京剧队的人全要到齐了。就在厂长讲话中间秘书上台来凑近厂长耳朵说了几句话，厂长立刻喜笑颜开地宣布：“北京市委，市文化局特派北京京剧团的一些老演员来我厂下放劳动、体验生活，现在大家鼓掌欢迎！”话音未落，只见马连良先生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的是裘盛戎、谭富英、马富禄、王燕、李慕良、谭元寿，还有一些人我忘记名字了。当时全厂工人都被这突兀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尔后就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当时马先生讲了话，后来就是他们轮流唱戏，马连良唱的是淮河营，裘盛戎唱的是铡美案谭富英唱的是定军山（也许记忆有误，年代久远了）裘盛戎唱了两段，大伙又鼓掌让马连良先生再唱一段，后唱的什么我忘了。事后我们问厂长：“这么好的事您怎么不早说哪？”厂长说：“我对这个消息也是半信半疑，不敢相信是真的。所以就留了一手。”是啊，当时我厂只是个中等的工厂，也许是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我厂派出工人帮助就在我厂附近的北京市政府机关之功吧，当时我厂已经被列为重点发展的工厂。

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京剧团这些位老先生就准时到我厂来上班，他们都是上午十点来钟到厂部会议室集合，然后在一起排练《赤壁之战》。中午在我厂小食堂给他们备饭，马连良先生是回民，他每天都是坐自己私人的白色小汽车来厂里。中午由我厂惟一的胜利牌小汽车到珠市口《丰泽园》饭庄给他拉来一桌菜，摆在厂里回民食堂，因为我在厂京剧队是唱老生的，领导就分配我跟着马连良先生学习。中午自然也是我去陪着马连良先生吃饭（我原来从不吃羊肉，就是从那时以后我开始吃羊肉了）

北京京剧团这些老演员在厂部小会议室排戏的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参加的，只是每天下午上班后，在厂里木工房的一间长方形大工作间里摆上长条桌子，给每一位老演员摆一张椅子、沏一杯茶。然后老先生们各坐其位，我们业余京剧队的票友中学裘派的找裘盛戎请教，学老生的领导分配一个人向谭富英请教，我被分到向马连良请教。队里拉京胡的琴师和李慕良坐在门口的位置小声说着、拉着，学武生的在一边向谭元寿请教武把子……。记得我第一次向马连良先生张嘴请教的时候，马先生把端着的茶杯放到桌上，扭脸看了看我然后小声说：“你会唱什么戏啊？”我赶紧点着头回答：“我学过您的甘露寺劝千岁那一段。”“还有吗？”马先生接着问。我想了想壮壮胆子说：“还学过四进士上写田伦那一段”马先生听了之后没吭声，那时我才十七岁，头一次和我心目中的偶像对话，心跳加据两腿直发软。尤其见马先生不开口我心里更是紧张，真以为自己那句话说的不对，惹马先生生气了哪。一会儿马先生慢条斯理儿地说：“您小声哼一段我听听。”听了这句话我的心跳才松了下来，脑子里急速运转着把自己学过的几个唱段都过一遍，最后心里决定唱四进士上写田论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比较短，而且那时候我还从没听过周信芳的四进士，不会唱走样的。我小声哼了这一段，马先生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斜睨了我一眼问道：“登台唱过什么戏吗？”我喃喃地回答：“唱过小放牛，唱那个牧童……”没等我话说完，马先生立刻打断我说：“废话！小放牛一共就两个演员，你不唱牧童唱什么？”这一下吓得我胆子更小，半天吭吭哧哧地说：“剩下净演的是龙套，跟着别人后头跑。”这时我突然想起一出戏来，连忙说：“对了，我还演过打渔杀家。”“你来萧恩？”马先生眼睛瞪大一些看着我，我摇摇头说：“不，我演李俊，还有两句唱哪。”马先生这回笑了，他脸上的笑让我看了很慈祥，就好像父母看着小孩子顽皮而发笑一样：“是啊，我知道上句是闲来无事江边游，下句是手搭凉棚用目瞧。唱一段二黄我听听吧！”我当时对京剧知识知道的并不多，心里一紧张更是不知所措已经是不知道那一段是二黄了。于是我加着十二分小心地问：“您让我唱哪一段啊，那一段是二黄啊？”马先生眼睛等大了看着我嘴里诙谐地说：“好小子，连西皮、二黄都分不清还唱什么戏呀？嗨??！”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就唱你刚才说的那段甘露寺吧。”我赶紧答应着，双脚站好深吸一口气，小声把“劝千岁”唱了一遍。马先生似乎没听地眯缝着眼睛喝他的茶，等我哼哼完了，他睁开眼问我：“你唱的对吗？”这一下把我问住了，说不对吧，我也不知道那儿唱的不对。说对吧我不敢，因为看样子我是没唱对。就在我扭扭捏捏不好回答的时候，马先生轻声说：“你家里有没有这段唱的唱片？”见我点点头他又说：“回去好好听他十遍二十遍，你自己觉着没问题了，再来给我唱一遍。”当年要想学戏只有两条路，一是买戏票到剧场去听去看，二是买唱片在家里反复听，跟着唱，这是自学的惟一的道路。我只好点着头身体往后退，心里想着赶紧借个“屎遁”溜了吧。马先生突然又扭过脸儿来对我说：“小子??！听我一句劝，你的嗓子不适合我的唱腔，还是去学杨宝森的吧。你唱杨派还能有点饭吃，去吧！”那时我的嗓子能唱E调，只是后来文革中在新疆唱样板戏，那些土得掉渣儿、左的要命的兵团干部，为了出政绩强迫我们没日没夜地唱。因为新疆能唱会唱京剧的人非常少，我们排演了全部红灯记。就在当地兵团团场、劳改队、地方县城等等地方疲于奔命地赶场，致使我嗓子疲劳过度得了慢性喉炎，从此结束了我的演唱乐趣。今年在上海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嗓子恢复了一点点，也就能唱个趴字调吧。

珍贵的回忆：给马先生站堂

记得那是北京京剧团来到我厂后的一天下午，马连良得到市里的通知“一批外国朋友点名要看马连良的京剧，要求北京京剧团安排当天晚上一场演出活动，地点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得到通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快下班了，我们京剧队的人正在分别跟着领导指定的老先生学戏。当时北京京剧团除了前边说的几位老艺术家留在我厂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排演“赤壁之战”和指导我们工人业余京剧爱好者提高演唱水平。除了谭元寿因为要照顾他父亲谭富英（当时有病在身），每天骑着摩托车带着谭老先生来厂里“劳动”。所以他是在我厂“下放”的惟一一个年轻演员，马富禄每天坐马连良的小汽车来厂里。其余北京京剧团的所有演员包括有情况在身的张君秋老先生、赵燕侠等老艺人也都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公社去劳动。今年我在上海“月岛茶楼”和马长礼见面时提到当年的情景，他还记得下放劳动这件事，他当时很年轻自然是归在去农村一拨里了。

所以上级下达了演出任务，可让几位老先生着了急。我记得当时定的戏码儿有一出“两将军”（夜战马超），马连良的“四进士”，还有什么戏我就忘了。“战马超”有谭元寿和我厂京剧队的武生主演，我们给凑齐了一班“龙套”。武打的过场也是当时现教的“一二三”，“四进士”里站堂的“衙役”同样是现在厂里大会议室比划着教，拉着手站位置。为此我们晚饭都没吃，还是做大轿子车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下车吃饭的。我这个人没出息，演戏的事记得不清，吃饭的事倒是一清二楚。因为这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头一次坐大轿子车去演戏，更是头一次“人模狗样”坐在高级饭厅里，看着招待员一盘一盘地往上端菜而且好多都是我从没吃过的菜。记得饭桌上还摆了葡萄酒，但是我们京剧队的老师事先警告我们演戏前绝对不许喝酒，演出结束后还有一顿招待饭，那时候可以喝点葡萄酒。正吃着饭，队里的老师（一个东北人）把我叫过去对我说：“你小子有福气！马老板叫你给他去站头公堂、二公堂的丁旦。”我当时一听就傻了，因为光是站公堂还好办，随着大拨出场然后往公案边上一站竟等着听戏了，多美！可是丁旦有一场是跟着宋士杰边走边说话出场的，还有几处和宋士杰对话。跟马连良同台演出在我来说简直就像一个炸雷在脑门儿上响了，把我给炸懵了。我一个劲儿摇脑袋连连说：“不行！让我跑龙套我腿还打哆嗦哪，让我演角儿，那不是拿我开涮吗？”当时在我的眼里，演个丁旦就是个不得了的角色了，能让我跑跑龙套我都美的不得了。老师严肃地对我说：“小子！这可是别人连想都甭想的好事。我琢磨是你这些天一直跟着马老板，你们爷俩混了个脸儿熟，?才把这个美差给了你。乐去吧小子！这可是你这辈子一想起来都能乐出声的好事，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

说实在话，老师这么一讲我心里还真的想去了。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马先生还是跟我讲了一些唱戏的要领，尤其他说过的一句话让我永生难忘。那一天我们厂里出了个什么事（好像是什么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大伙纷纷议论。马先生他们没有参加我们的议论，但是随后他对我说：“唱戏和做人是一条裤子的两条裤腿儿，谁也离不开谁而且相互照应着。做人要正直，做什么事都要有一股韧劲儿，不做便罢，做就要把它做好。唱戏要注意你唱的角色的心情变化，要仔细地区体会人物的感情变化，人物在那个环境里的心情。只有把你要演的人物琢磨透了，你才能把这出戏唱好。做人也一样，忠、义、礼、智、信哪一样都不能少了，一步走错了就会留下骂名的啊！”我当时才十几岁，还不太理解他的话，但是我挺兴奋，因为这是他头一次对我说了这么长的话。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这句话记到日记本上，因此至今不忘老先生的教诲。

想到这儿，我就对京剧队老师点点头表示接受任务。他就把我带到马先生面前对马先生说：“人我给您带来了，事儿也跟他交代了，剩下的事儿可就全归您了。”我立刻笔杆条直站在马连良面前，他对我笑了笑说：“今天我们人少，赶不过场儿来。你不是演过‘打渔杀家’的李俊吗？我瞧着你行，今天咱们爷俩对对戏，你先别紧张，上台要沉住气，眼睛别一个劲儿往下看。脑子里想着点戏词和台步，一会儿我带去台上量量。记住了，最不济你就跟紧了我，词儿忘了也没关系，都有我呢。”马先生拉着我到舞台上，从上场门儿开始给我讲解走的位置、站的位置，什么时候张嘴……。他讲的挺细，可是我越听心里越发毛。这样“爆汆儿”（临时抱佛脚意）非出乱子不可。心里一害怕，平时挺溜索的嘴皮子有点发抖，两条腿不知怎么了老是发软。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容不得我打退堂鼓了，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听着马先生一步一步地讲解，使劲儿地往脑子里装。马连良看着我走了两次台步可能觉着差不多了，也就让我去休息，他又去忙别的事了。临走还嘱咐我：“这会儿什么事也别想，就想着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啊！”

我虽然也登过几次台，演过“小放牛”“打渔杀家”（李俊）和不少龙套，但是毕竟这是跟著名的演员同台演出，心里总是在打鼓。果然，到了宋士杰拉着丁旦上场，嘴里说着“娃娃，……”一出侧幕帘，眼看着台下黑压压一片人头，我脑子里不知怎么“嗡”的一下一片空白。该我说：“列位，大人可曾升过午堂？”我张不开嘴了，这时不知幕后哪位把这句台词替我说了，反正台下的人也听不出是我说的还是别人说的。马先生小声对我说：“别着急，眼睛别往台下看，心里想词儿”这一下我好像突然猛醒过来，赶忙点点头，把下边的台词接上来。还别说，这一下后边头公堂、二公堂我都给对付下来了，临了马先生拍拍我的头说：“还凑合，我没看走了眼。好好学吧！”

卸完装，大伙又坐到饭厅吃散场饭，这一次比上一顿还丰盛。马连良是回民，平时在我厂吃午饭都是厂里惟一的一辆《胜利》牌小轿车，专门到珠市口《丰泽园》饭庄给他拉来一桌回民菜。摆在厂里回民食堂，由我陪着吃饭（我不是回民，但这是领导分派的任务，只有当个假回民了）。所以，马先生叫人给我端来一小盘回民菜算是对我的赏赐吧，别人都对我露出羡慕的神色。
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厂里开展“青工政治教育”活动，我被调到工厂新工地劳动锻炼。而北京京剧团的下放劳动也结束了，只是在我一生中留下了这段美好的记忆而已。愿马连良先生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