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禁教
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之间以及罗玛教廷与清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传统礼仪展开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直接导致了清代数帝的严行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大大阻碍了当时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原因
在雍正和乾隆在位的时候，都对传教士的动机表示怀疑，并且相信，一旦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就会收到西方的控制，从而会影响到清朝法令的推行和实施，这样的话，清朝的统治也就难以继续了。
所以清中期禁教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天主教性质的怀疑。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清朝看来，宗教是很容易被人所利用的，还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动荡。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利用宗教而引发农民起义的一个典型事例。由于宗教思想对于群众的影响较大，再受之他人的利用难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从而使得统治阶级对天主教越来越畏惧，才会出现统治者对宗教的进行打击。
其次的原因就是对天主教的一些活动形式的猜疑。在清朝时期，有很多的活动，像是清朝的“白莲教”所举行的“反清复明”以及多地的回民起义活动的盛行，这些都与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震动了统治者，因此，才会出现禁教活动。
起因
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之间以及罗玛教廷与清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传统礼仪展开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直接导致了清代数帝的严行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大大阻碍了当时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经过
罗玛教廷下令禁止敬孔祭祖，这一涉及中国礼俗的行动又导致了康熙出谕禁传天主教。由此进入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禁教期，它开始于康熙末年，经雍正、乾隆、嘉庆，直到道光二十一年（南京条约）解除教禁历一百三、四十年之久。各帝都执禁教之令，然因各帝对天主教态度不一，禁教之轻重缓急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康熙在位61年，他正式禁教是在康熙56年，因康熙并无消灭天主教之意，也无反教的决心，而使禁教政策施行的极不彻底。康熙素来重视西方科学，对传播西学的耶稣会士十分欣赏，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教士们干涉中国的法令。这便造成他对传教士们的十分矛盾的心理。如1719年他给传教士利国安的谕旨中说： “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以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但第二年他在给苏霖等人的谕旨中又对耶稣会士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解除他们的疑虑说：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常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至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也无关涉。”
在教士被逐出境，不准内地行教的命令下达以后，在京教士苏霖。穆敬远等进朝启奏要求保护，康熙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的人无关。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将朕给之票观看，就是传教的凭证。你们放心去，若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
从以上康熙谕旨可以看出，终康熙之世，虽明布禁教之令，但北京的传教神父仍照常进行传教活动。而其他地方则各有不同，一般传教士的活动转入地下，且并未有大规模的教案发生。
雍正朝执行极严厉的禁教措施，这一方面是继承前帝之遗制，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康熙末年与雍正争储的第八皇子和第九皇子与天主教有牵连，前者受信教皇室贝勒苏奴和他儿子们的拥护，后者与传教士穆敬远神甫来往亲密，故雍正对天主教抱怀疑和憎恨态度。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雍正怀疑教廷使者葡籍麦德乐来华的目的不纯，认为他是被欧洲国王所谴来谋取中国的先锋。此外反教的地方官吏纷纷上疏请求禁教，更加助长了雍正严厉禁教的决心。雍正二年，他对在京耶稣会士解释了他禁教的理由： “……在福建省的西洋人践踏我法律，扰乱我子民，当地大吏已向我报告（闽浙总督满保奏疏），事关国家，我应制止……你们到处社立教堂，你们的教也到处传播……教徒唯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亦……现在我准许你们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你们若有怨言,则北京和广州也不能居住,我不愿在各省有你们的人……”
雍正五年又有上谕曰: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奴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
同年雍正又召见在京耶稣会士,据宋君荣神甫致盖雅尔神甫的信说：“赐茶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一通,并把他与邪恶教派相提并论。”还说：“朕不需要传教士，……朕岂能容忍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反对中国大道的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教义得以推广？……你们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切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
从以上雍正渝令可以看出，雍正也如前帝康熙一样重视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传统， 不愿看到人心渐被天主教所煽惑而有损中国的圣统大道。另外也把天主教视为对国家 构成某种威胁的秘密异端宗教来对待，虽然雍正为修治历法不得不在宫廷留用一些耶稣会，但总不因此而使教士们自由传教，他自始至终采取了极严厉的禁教措施。雍正二年初将各地教士陆续集中至广州，即使康熙朝领有印票的教士也不例外。此后一百多年间，天主教被官方定为异端邪教而严禁中国人入教，各地教堂均被改为公所，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仇教排教的浪潮，使天主教遭到在中国从未有过的全面的、长期的大迫害。
乾隆帝的禁教不似雍正严厉，实行的是“宽猛相济”的政策。他一方面执行前帝遗令继续禁教，另一方面又因其喜爱西方技艺和美术对传教士友善而对散布全国的秘密传教活动抱置若罔闻的态度。故而乾隆初年押解于广州的教士重又暗潜内地，传教活动重又暗中活跃起来。然由于地方官吏的反教仇教，乾隆朝还是兴起两次大的教案。不过终不能制止各地的传教，相反有的地方潜行传教之风越发厉害。终导致嘉庆朝1805和1811年的两次全国性大教案。
嘉庆帝对天主教所知极少，不象康熙喜爱西方科技，亦不象乾隆喜爱西方绘画，故留任宫中的传教士极少。在嘉庆朝前期因乾隆朝的严厉禁教而给传教活动以寂灭的假象，还由于传教活动的极为隐蔽而使嘉庆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这样遂使天主教呈现一片复兴状态。嘉庆十年，因意大利籍传教士德天赐所绘一张呈给罗玛的传教地图被搜获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大教案。一直到道光帝继位。
道光帝于1821年登极，他对天主教也是因袭禁教政策，但和前任态度有明显的不同：“道光皇帝天资敏捷，度量宏达，秉政以来，诸政务令和协，不忍加怒教长。”他虽未明令改变以前的禁教令，但不像前任多次下令严酷迫害天主教，只是出现过几起由地方官吏遵遗制而兴起的地方性迫教事件。
结果
在道光时期，地下传教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至《南京条约》签定解除教禁前，全国信徒人数至30万人。已回复到康熙朝自由传教时期的数目。据记载有国籍神父80位，外籍神父64位在内地13省传教。
影响
纵观这一百多年历史，天主教被官方定为异端邪教而时时受到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的仇视与迫害，然天主教总没有绝迹且不时有所发展，这事实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皇帝重西学。康、雍、乾三帝对传教士之态度，均重其所学但不重其教，而因其学为朝廷服务的教士则相反是利用其职其学以行教。故清初“教”系于“学”为其特点。其二是教士传教之矢志不渝。传教士们无不以“作耶稣的勇兵”为他持枪上阵征讨异教国家为己任，视艰苦开教、因教殉道为光荣。其三是教徒信教之诚笃、护教之热诚。其四是天主教自明末至清初一百多年之历史，教会基础稳固，建立于信仰之上的教会非若其他事业会轻易被武力之胁迫所能消灭。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天主教得以历经挫折而不灭于中国，并且在此稳固的基础上于道光帝解除教禁后很快地复兴起来。当然那时国际局势已趋复杂，且传教权被写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但绝不能看不到原有的天主教之稳固基础而简单地把天主教的复兴看作完全是在帝国主义舰炮保护下的文化侵略。
另外，在长达一段时间的禁教活动，使得在朝廷与各级地方官中培育了一种习惯性的反教情绪。并且这种反教情绪使朝廷和官员漠视现实中的力量格局，并且不计后果的极度仇视宗教。
清代禁教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另外还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受到阻碍，几乎中断，在明末和清初禁教前，中国历史上因西学传入而出现了一些闪放异彩的科学家及科学著作，如《天工开物》和《农正全书》等百科全书式著作。另外还有大量由 文人和教士合编的天文、历算、地理、火器、艺术等专门著作，在社会上流传颇广。然由于礼仪之争和清代禁教而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处于低谷，而仅仅限于宫廷之修订历法。中国的社会重又回复至以前寂静不动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禁教政策无疑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