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年号元嘉），宋文帝在继承和延续宋武帝刘裕生前推行的多项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开创的一个盛世，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
这一时期刘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谢灵运、刘义庆、鲍照、裴松之、范晔、颜延之、祖冲之、何承天等对后世文化影响深远的名人都活跃在这个时代，建康文学史论在这一时期发展到巅峰，《世说新语》，《后汉书》，《三国志注》等旷世名著诞生于这一时期，元嘉之治开创了魏晋以来最好的社会局面，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
《宋书》赞曰：“三十年间，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
背景
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由于出身底层，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从他掌权到称帝前后，在政治上他体恤民情，集权中央，整顿吏治，重用寒门，以策试选拔官吏，弥补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废除苛法，轻徭薄赋，赈济穷人，打击豪强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还地于民。主持“土断”，并设立许多侨州郡县，扩大政府的赋役对象，同时发展教育，大力笼络文人，弘扬文化，广收图籍和书籍。在军事上，由于宋武帝刘裕在晋末，南征北讨，平定孙恩、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军阀势力，又灭桓楚，西蜀、南燕、后秦等国，使刘宋疆域的北部防线到达潼关、黄河一带，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缓冲的屏障地带。公元422年，在位仅三年的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宋书·良吏传序》)，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开创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这一时期刘宋与北魏虽多次交战，但宋魏交战都是发生在北方的河南和淮北地区，南方的淮南和江南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制，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形成发展
刘裕改革
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刘义隆再续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评析
元嘉之治，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所创造的 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文化成就
创建四学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史学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
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文学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范晔穷尽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因为资料翔实，文才横溢，被后人称为“良史”并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科技
科技领域，宋政权虽然短暂，却同样留下了灿烂的光芒。医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应该是刘宋末年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此外，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艺术
此外，书画、围棋、佛教、道教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衰败
元嘉之治的衰败，主要始于宋文帝刘义隆晚年的北伐失利。虽然文帝早年也进行过一次北伐，但规模并不大，时间也较短，那次宋魏主要是在相互争夺河南地，并未波及淮北，淮南和江南，缘由在于当时北魏并未统一黄河以北，且受柔然和吐谷浑的牵制，还没足够精力和兵力侵犯刘宋的淮北。后世史家大多认为宋文帝倾全国之力在时机并不成熟，尚未准备充分之际，且受纸上谈兵的王玄谟蛊惑，贸然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在人事布置和调兵遣将上失误，冤杀一代名将檀道济，自毁长城，士气大跌，引起北魏大规模反攻，是导致国力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 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 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朝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评价
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