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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史箴图》的历史传承

《女史箴图》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历经千年变迁,八国联军时期流入英国。二战时期英方有意归还但没能成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顾恺之制作《女史箴图》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80年至400年间,即公元三世纪。那么,到了南北朝梁时,《女史箴图》可能收入梁内府。

唐朝

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之前,可能流传于民间。董其昌曰:“永兴曾见之耳。”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至贞观十五年六月丙辰之间(639-641)收入唐内府。米芾《画史》说:“《太宗实录》载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有弘文馆印。又有唐太宗时期的皆作半字的编号“卷字柒拾号”和加盖的骑缝印玺长椭圆形“四端俱”双龙小玺。到了唐朝末年,由于战乱,《女史箴图》流入民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之前藏于刘有方家。米芾《画史》著录。

宋朝

宋徽宗政和年间收入内府,《宣和画谱》著录,画面盖有“政”、“宣”、“御书”诸印。至南宋绍兴年间藏于内府,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睿赏东阁”诸印为证。《墨缘汇观录》有所记载。十三世纪中期,由贾似道收藏。有“秋壑图书印”。

明朝

16世纪中《天水冰山录》记载藏于明代严嵩家。1570年左右属中书顾正谊。画面董其昌跋、何良俊跋可得知。1580-1590年间属大收藏家项墨林。印章极多,不逐一列举。明崇祯至清顺治间归张孝思,有“张则之”印。

清朝

清康熙十一年前后在江都汪氏家。朱彝尊画跋有记载。后来归梁清标家,有“梁清标印”。在此期间笠重光经鉴赏有“宣在辛”印。安岐亦曾经鉴赏,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并着录于《墨缘汇观录》。从印章上看出,在1693-1700年间,属有名的收藏家杨世齐。乾隆年间(1736-1795)归清宫,乾隆印章最多,且在卷后画兰花一枝。

《女史箴图》现有两个摹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唐本的《女史箴图》于1900年,八国联军焚烧颐和园之际被英军大尉基勇松盗往英国,后存大英博物馆。于此《女史箴图》高24.8厘米,长348.2厘米,横卷。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女史箴图》仅剩9段。

《女史箴图》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乾隆去世后,《女史箴图》一直被收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第二年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辩称《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的赠品。

近代

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

由于英国方面知识欠缺,大英博物馆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进行装裱,且将其拦腰截为三段,并出现了掉渣现象。但作为一幅一千多年的画来说已经算是保存完好了。每年只有最多两次的展出,平时尽量防止光照,以防褪色。

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与大量其它的书画一样,《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由此,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形成了历史断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与赠送中国一艘潜水艇二择一,做为谢礼。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现存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画卷被分为三部分平放展示:第一部分:原作部分,长348厘米,高25厘米;第二部分:后世添加部分,长329厘米,高25厘米;第三部分: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