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兴起的原因

碑学，是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与“帖学”相对。碑学有“专指北碑”“北碑加篆隶”“北碑加上唐碑”等三种基本含义。碑学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叶以后。

基本概念

碑学，指研究考证碑刻源流、时代，鉴别碑刻拓本的种类、年代、真伪和考证识别刻石中古文字结体的一门学问，也是指崇尚碑刻书艺的书法流派。清代阮元倡导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入北派“碑学”范畴。

在有代表性的书史著作中使用的“碑学”概念，大约可归纳为三种情形：

一、专指北碑。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说：“自慎伯之后，碑学日昌，能成名者，赵之谦、张裕钊、李文田三人而已。”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其提出尊碑的五种理由，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二、北碑加篆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篇说“今学（即碑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包括篆书。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把篆、隶分别单列，但在“碑学”一节加上副题后专门说明“通常谈碑学，是包括秦篆汉隶在内的”。许多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碑学”概念的。

三、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隶。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颜字”一节里，说“就碑帖二字本义说，那末《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等是碑，《裴将军》、《争座位》等等是帖”，“本篇三、四两章所列的碑学、帖学，又是狭义的”，然则如果是广义的，则唐碑也就可以包括了。有的著作就把唐碑纳入其中，而把篆、隶摒于其外，如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十二综述中说：“嘉道以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嘉道之交，可谓之唐碑期。……咸同之际，可谓之北碑期。……碑学不囿于唐、魏，而能远仿秦篆，次宗汉分，斯则所谓豪杰之士，固将移俗而不移于俗者。”

发展历史

碑学始于宋代，清中叶以后，帖学衰微，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清嘉庆（1736—1795）、道光（1821—1850）以前，书法崇尚法帖，自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风一时大盛。世并以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碑学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们从思想上厌恶已衰退了的走向靡弱和薄俗的帖学，而从物质上又有了逐渐出土的大批碑志造像等可供文人书家们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实物和各种学习材料，碑学的兴起就是很自然的了。经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源，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助其澜，始成巨流。

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甚至说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贴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主要特点

从书法审美上讲，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梁启超在其《饮冰室文集》中写道：“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为其代表。”

书法史上所称的“碑”，也称“刻石”或“碑版”，是指镌刻文字的石块，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记、摩崖石刻等，碑文书法一般都是先书后刻的，因此，它是经过了写手和刻手两道工序的二次性创作作品。这样，写手与刻手的优劣都将直接影响到碑版书法的精工与否。写手与刻手都精，自然是最好的，应是书法学习者优先学习和取法的范本；写手与刻手俱劣，则为最糟，初学书法者极不宜取法于此。

代表人物

郑燮、金农、吴昌硕、邓石如、阮元、包世臣、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孙诒经、李文田、陶濬宣、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孙伯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