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服饰在吐蕃时期是什么样的
藏族服饰历史悠久,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吐蕃时期藏族服饰有了较大发展。
"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妥妥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
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圆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
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
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斯坦因的《古代中亚文化遗迹》一书也曾提到:"在吐蕃发现的遗物中,有很多具有花纹的丝织物,花纹中有些是印的,有些是织的,花纹图象的变化很多,这一点很可以表示吐蕃商业的地位,……大概是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贸易重点。"频繁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
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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