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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传佛教有什么特点

“北传佛教”是经古印度向北往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

此系佛教与通行巴利佛典的锡兰、缅甸、泰国、高棉等国的佛教,风格迥异,因其系由印度向北传布,故十九世纪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称前者为北传佛教或北方佛教,后者为南传佛教、南方佛教。

佛教特点

中国——北传佛教的中心

据《魏略·本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麻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白马寺

在佛教传入初期,因其属外来宗教,政府禁止百姓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

佛教传入不久,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他把佛与黄老并祀。东汉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他们祭黄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大力发展佛教。

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

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

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著作。

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经原是用梵文写的,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

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用语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因此,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

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如东汉的支谶、安世高,西晋的竺法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刘宋的求那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等,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度译或传译),有的笔录成文(笔受),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

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糅合到佛经中去。

如把“涅槃”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中国的“道”,“理”、“性”等词语含义丰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

经、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此即为“格义”佛教。

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道经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这只是一个例子,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学派。这样,便形成了民族佛学,并形成了北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