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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评梁启超:为什么说梁启超“事业本寻常”?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交游遍于天下。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旧设奠于静安寺,举行公祭。《新闻报》载:“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据郑逸梅所记,这些挽联出自李拔可、黄炎培、沈恩孚、高梦旦、张东荪等名家之手,他认为其中两副最是突出,一为杨杏佛所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青苗一派”指王安石。梁启超曾撰王安石传,对王推崇备至,称“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视之为三代以下之完人。单论政治,将梁启超与王安石并提,实在抬举了他,因为梁启超并不以政治见长,王安石则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政治家,然而杨杏佛笔锋一转,称梁启超“终怜凭藉”,则抹去这一缺陷,其政治生涯固然失败,反而不失为英雄。相比上联的直接,下联九曲回肠,斗转蛇行,皮里阳秋,欲扬先抑,不过主旨还是誉美。

二为杨度所挽: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郑逸梅将首句记成了“世事亦何常”,对照下联,显然不工,应属误记。

人死为大,挽联一般都是说好话,哪怕明知过誉。“事业本寻常”、“文章久零落”云云,出现在挽辞当中,未免有些不敬,因而引人注目,众皆称奇。

杨度是写挽联的高手,挽蔡锷、黄兴、孙中山等,都是名作。纵观他的作品,极少过甚其辞,而以写实为主,往往蕴藏深意。如挽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名为写谭,实则暗讽国事,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基于此,他这么挽梁启超,便值得深究。

将“事业”与“文章”相对,可知杨度所云的事业,主要指政治,或者说事功。先贤论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对梁启超的印象,首先在其立言,也许仅仅在其立言:那一支笔的魔力,不亚于三千毛瑟枪。论梁启超一生事功,有所成者,一是袁世凯称帝,他间关万里,奔走讨袁;二是张勋复辟,他辅佐段祺瑞,马厂誓师,组织讨逆;三是欧游期间,高声疾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添柴加火。不过细论这三大事功,梁启超所发挥的力量,均非主导,那毕竟是一个武力至上的时代,他只是用来装饰枪杆子的旗帜;而且在这些事功当中,梁启超流芳于世的其实还是文字,如讨袁之役,多少人记得梁启超在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冯国璋等军阀之间奔波劳碌、苦心斡旋呢,然而举世都不会忘记他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抵百万兵。

梁启超从政,更多是败笔。不必说戊戌变法,可将败因归于时势,单看他先后出任民国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在任上建树寥寥,皆以黯然下台告终。由此正可论定,从私的方面言,梁启超不曾当上他梦寐以求的内阁总理(宰辅),执掌一国权柄;从公的方面言,作为中国第一代宪政人,毕生呼吁“立宪”。虽然不该以成败论英雄,虽然杨度安慰道,“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然而,以“事业本寻常”一语,总结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说来并不过分。

不妨说,梁启超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政治,却也始终未能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代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认为梁启超仅能提笔作文,不可担当国家重任;1943年,蒋介石读梁启超,感慨道:“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教育,而不热中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

梁启超从来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常为局势和师友的意见左右。偏偏他的朋友圈中,有人劝他少谈政治,如周善培告诫: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不能共寂寞;有人则建议他介入政治,如伍庄,他是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的师弟,二人曾发生争论,梁说:“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答:“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这么一来,梁启超断难摆脱政治的纠葛,只能周旋于其间。

至于“人皆欲杀”,出自杜甫怀李白的诗歌“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用在梁启超身上,道出了他晚年政治处境之悲凉。国民党政权并不待见梁启超,甚至视之为仇雠。梁启超去世之后,蔡元培、蒋梦麟建议国民政府予以褒扬与抚恤,1月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72次会议,曾议此事,胡汉民、孔祥熙表示强烈反对,最终以提案人撤案而作罢。一代宗师,受此冷落。这大抵可视为“文章久零落”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