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变法废除科举制度，对于大清是利是弊？

慈禧发动政变废除了维新变法之后，整个国家继续走上了之前的老路，直到被西方列强打怕了，慈禧才后知后觉，但却为时已晚。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主要内容：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于变法触及当权派的既得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处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流亡国外。“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1901年1月29日，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晚清“新政”终于拉开帷幕。

所谓“新政”只是几十年清洋务运动的强化而已，主要内容仍然是练兵、筹饷、育才。不过，“新政”也为清王朝带来一支新式陆军，发展了资本主义事业，并于1905年废除了沿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派遣大量学生出国留学。

科举制的终结不仅是帝国体制终结的先兆，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德治的衰落。所谓的“政统”与“道统”、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开始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在论及其所生之时代时曾写下这样激昂的文字：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

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

科举既废，法典未成，中国在过渡时代付出了巨大代价。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废科举事件的：“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

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事实上，我们不能一味否认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部分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各自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承担着维系社会生命体的组织功能。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横向流动。而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例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

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分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袭的，而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传统中国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几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代、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上述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精英循环过程。

据余英时考证，当时朝臣奏罢科举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说它“阻碍学堂”，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制度，士绅基本上都是持这样的看法。事实上，科举的起源与存续正是出于士绅阶层的要求，制度的设计与改进也操在他们的手中。

晚清的士绅阶层，无论在政治取向上是渐进的或急进的，都知道传统体制已绝不足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他们“求变、求新”的方案，彼此之间虽相去甚远，但在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这一具体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对此，余英时指出：

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

这是现代学校的毕业生所望尘莫及的。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抓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清末废止科举的重大象征意义在此便完全显露出来了。

科举制的废除使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