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物价，乞丐都不要1000元以下小钞？

说到民国时期，许多人都会想到当时的有诗有画的年代，但是真实的是当时的物价飞涨，到什么程度呢？就连乞丐都不要1000元以下小钞，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

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1948年上海市，一市民中午去一个馆子吃饭，点完菜就说好了价格，店主言明米饭两万元一碗，顾客吃完要求盛第二碗时，店主就告知已经涨到两万五千一碗!看见当时的通货膨胀有多严重，每时每刻都在膨胀。

首先从物价说起

我们知道，从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改，推行法币，当时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现象，但当时尚不严重。自1937年7月，中日开战，通货膨胀势头渐起。根据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年-1945年》的数字，1938年中国的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1944年为231%;1945年1-8月为251%。据张嘉璈著作，单月通货膨胀的高点是1945年6月，达到302%。1947年，南京政府平均每月要发行一万多亿元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货增发的结果，使得金融情况更加恶化，物价如脱缰野马，瞬息数变，百姓苦不堪言。自万元大钞应市不久，市面即不断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1947年10月下旬，上海市就出现了商店拒收四百元以下的小钞。持币者无奈，只能将四百元以下面额的钞票混迭成扎，将它同愿收此钞的郊农换菜，一斤钞票换一斤蔬菜等等现象。但是就这种交易也就进行了两天便终止了，因菜农得知市面行情后，恐怕吃亏不再收纳。11月5日，中央银行柳州分行将四百元以下小钞三百余箱(共三亿多元)陆续运到电厂锅炉焚烧。

1948年3月，十万面额的钞票出现，两天前一千元一只的饼子涨到五千元一只，把千元钞票施舍给乞丐，乞丐也不肯接受了。

1948年清明节时，到郊外上坟的人，不约而同地首次不烧冥钱纸而烧千元的钞票，烧钞票比烧冥钱纸合算，出现了冥币比纸币还贵的现象。

其次居住场所

1948年4月18日的《申报》记载,说天津城里有一家廉价旅社,客房中间打通,没床,没电视,没沙发,只有沿四面墙根儿挖空的几十个窟窿,晚上民工来住,把身子放进窟窿里,头留在外面,小伙计拿着大铲往窟窿里填沙子,填实之后,再把留在外面的脑袋埋上,只留口鼻在外。这样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民工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当时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世外桃源,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骤增、房价陡涨。《丙寅天津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狡兔三窟,几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穷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蜂拥而至,在民国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6000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万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板间),又可以住几家。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那对于物价如此之高的民国时期，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