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请求调任江南，遭到宰相拒绝，后来投降敌国当了皇帝

叛徒在任何时期任何阵营都是受到鄙视和唾弃的，在两宋时期就出了两个大叛徒，贪生怕死卖国求荣，鼠目寸光认贼作父，当真是无耻至极。

两宋之际，战火频起，天下大变，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下，人的内心更容易表露。这一时期，汉人中出了两个败类，一个是张邦昌，一个是刘豫。如果说张邦昌归顺金国还有些被逼情节的话，那么刘豫认贼作父则是无耻至极。

刘豫是河北人，祖宗八代都是农民，小时候偷鸡摸狗，上学时“尝盗同舍生白盂、纱衣”，没少给燕赵俊杰脸上抹黑。品质差，但才学高，刘豫后来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任殿中侍御史。刘豫名声不好，多次受到同僚的人身攻击，宋徽宗本不想“发其宿丑”，可刘豫来了劲，多次指责礼制有问题，宋徽宗忍无可忍，以“河北种田叟，安识礼制”羞辱了他一番后，派他做了外差，后调任河北提刑。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兵南下，陷太原，破真定，可把刘豫吓坏了，他索性弃官，揣着金银细软一溜烟跑到了江苏仪征避难。等金人绑了宋徽宗、宋钦宗北归后，宋高宗赵构即位，局势稍稍一稳，刘豫蠢蠢欲动，又想出来做官，可哪有那么简单？过了好长时间，最后在河北老乡、中书侍郎张悫的极力举荐下，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朝廷给了刘豫一个官职，知济南府。

济南府下辖六个县，地盘不算小。刘豫本身有政治污点，如今重新被起用，又被授予实职，按说刘豫该心满意足。不过，刘豫还没上任，金兵又南下，猛攻东京、东平，受战乱影响，山东一带盗贼频发，很不安定，且很容易遭到金兵攻击，朝不保夕。瞻前顾后，刘豫打了退堂鼓，亲自跑到临时都城扬州，请求朝廷给换个地方，“请易东南一郡”“欲得江南一郡”，想去远离战火的江南一带任职。

当时，左仆射黄潜善、右仆射汪伯彦同居相位执政，且都是逃跑主义分子。刘豫的请求，正揭了他们的短，犯了他们的忌，所以“执政恶之”。这俩人把眼一瞪，刘豫你小子好不识抬举，这次能让你当官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四，时下山东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去谁去？难道让我俩去？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和挖苦，刘豫脸上挂不住了，憋了一肚子气，“忿忿而去”，极不情愿地去了山东。

果然不出所料，山东一带极不安定，刘豫没办法，也只能硬着头皮当他的济南知府。狼终于来了，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金兵攻占东平府后，随即把矛头指向了济南府，济南府沦陷是迟早的事。在威逼、利诱的双重压力下，刘豫动摇了，又想起之前被朝廷拒绝南任时受得那股窝囊气，刘豫决定投降金人。为了给金人一份厚重的见面礼，刘豫杀掉部将关胜，向金人献出了城池。

金人还算讲信用，次年（1129年）三月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并让其担任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招降周边各路抗金将士。刘豫的儿子刘麟任济南知府，归刘豫节制。这样一来，刘豫手握实权，并掌握了黄河下游大片土地，渐渐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效仿之前归附金人而称帝的张邦昌，也过一把皇帝瘾。

攻城容易，守土不易，金人在张邦昌归顺宋高宗后，决定再立一个汉人当傀儡，刘豫无疑是最佳人选，而刘豫也有这种意愿，为此还“遣麟持重宝赂金左监军挞辣，求僭号”。两方一拍即合。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人“册豫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当然，这个皇帝可不是顶天立地的皇帝，而是金国的“子皇帝”，用金人的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儿皇帝。

得人册封，就要受制于人。“伪齐”政权建立后，其统治区域处于南宋与金之间，除了起到战事屏障缓冲、保卫金国外，刘豫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金国攻打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和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刘豫联合金国对南宋发动了两次大规模侵略战争，但遭到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浚等南宋将领的反击，“伪齐”军队受到重创。刘豫的表现，很令金人失望。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人以刘豫“治国无状”为由，废刘豫为蜀王，后改封曹王。

当了八年儿皇帝，做了八年汉奸，受人支使，遭人冷眼，刘豫的处境可想而知。即便这样，刘豫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甘心为金人效劳，极力为金人卖命，甚至在“金人业已废豫”的情况下，仍恬不知耻地上赶着“日益请兵”攻打南宋。这究竟是谁逼的刘豫如此无耻？难道真是“悍仆狂奴，欺主衰败”吗？

笔者认为，除了刘豫本人品操低下、道义沦丧，为泄一己之愤甘当汉奸、认贼作父外，南宋初年腐败懦弱的混账朝廷也难辞其咎。刘豫被废后，没敢回老家，更不敢返宋，只好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消磨时光。绍兴十三年（1143年），刘豫得病而死，被史官列为《宋史·叛臣传》第二位。（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