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乾隆暴跳如雷的假新闻案，活活吓死了清朝的“铁骨诤臣”

我们都知道乾隆是一个很爱玩的皇帝，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实乾隆在政治治理方面的功绩也很不错，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射猎图》

公元1736年，大清政府领导换届，25岁的乾隆皇帝一上台，就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风吹雨淋了将近十年的汪景祺头颅取下，“制竿掩埋”。

汪景祺何许人也，头颅为何要悬挂在菜市口近十年？

听我慢慢说来。汪景祺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曾任礼部主事，属于官宦子弟。其人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于雍正初年到陕西探访任陕西布政使的朋友胡期恒，并通过胡期恒这层关系，投书干谒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顺利做上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为了讨好年羹尧，汪景祺特著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景祺以为，抱上了年羹尧这条粗腿，自己是前途无限。

哪料，年羹尧居功自傲，雍正早就想杀之而后快了。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天上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纷纷上表称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上了一道奏表。但他在盛赞皇上终日勤慎时，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

夕惕朝乾？

其实“朝乾夕惕”是一个联合式结构的词语，这样语序倒置后的意思并没改变，如同把“天崩地裂”写成了“地裂天崩”一样，表述的意思和效果并没什么不同。可雍正借此硬指年羹尧这是居功藐上，心怀不轨，炮制出了年羹尧共九十二条大罪，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且凡与年羹尧有交往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汪景祺于是倒血楣了。他那本为拍年羹尧马屁的《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一读，批示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喝令将汪景祺处斩、枭首示众，其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其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其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乾隆当政，就迫不及待地命人取下汪景祺头骨，“制竿掩埋”，那是在向天下士人释放出这样一个讯号：本朝要刷新前朝弊政，放宽对文化思想的禁锢。

天下文士因此奔走相告，盛赞乾隆是圣君、仁君，甚至编造出了相当肉麻的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然而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三，云贵总督硕色给乾隆上了一份密奏，称安顺府提塘官吴士周从入滇客商的身上查获一纸抄录传播的密禀，里面的内容荒诞不经，假托朝廷大臣名来指责朝政，还冒仿皇上的口气写上了朱批。

乾隆读了，大为震怒。

再读随同密奏一同上呈的伪“密禀”，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几乎把案桌掀翻。

该“密禀”署名为本朝工部尚书孙嘉淦，基本把乾隆朝的重臣弹劾了个遍，包括乾隆最为心爱的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里面有大力抨击乾隆本人主政的“五不解，十大过”，指责乾隆帝“失德”，南巡之举劳民伤财，搞得天下积怨四起。

如果说乾隆真是圣君、仁君，那他的表现应该是不管伪稿上说的对不对，都应该先检讨自己身上存没存在这些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可是乾隆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出现了这样的密禀，那绝对是自己太过仁慈了！他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从严处理此事。

考虑到伪稿上那些惑众的妖言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乾隆不想搞得人尽皆知，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河间、山东等省督抚严查此事时，特别交代：此事不过是一小撮害群之马所为，不日便可翦灭，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露。

然而，不管怎么机密，工部尚书孙嘉淦还是很快知道了此事，当场就被吓得昏厥了过去。

对孙嘉淦而言，他被人冒托署名可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乾隆四年，京师就散播着一份署着孙嘉淦大名的疏稿，内容就是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

那一次，由于没有出现指责乾隆的词句，乾隆并没有多过追究。但那一次，就已经把孙嘉淦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了。

那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冒托孙嘉淦的大名呢？

说起来，曾几何时，孙嘉淦也是一名硬骨头、铁汉子。

孙嘉淦十七岁那年，堂兄无故被人杀害。孙嘉淦的父亲一怒之下，手刃凶手，从而吃了官司。孙嘉淦救父心切，昼夜奔走了三百里，指称凶手是自己所杀，愿意替父亲顶罪。县令感动得一个劲地称他“孝弟过人，知勇兼备”，宽大处理了此案，释放了他们父子。

孙嘉淦在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那时候，正是雍正等一帮王子争储争得最激烈的时候，彼此间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手足相残。

笑到最后的是雍正。雍正即位后，变着花样地从精神到肉体去折磨那些曾与自己作对的兄弟，称他们是猪、是狗，罚他们去守陵。

铁骨铮铮的孙嘉淦实在够胆，他上疏要求雍正爱惜兄弟骨肉，为天下表率。

雍正很多时候都表现得比乾隆“民主”一些，让诸大臣来评理，说孙嘉淦是个疯狗、狂徒，问众臣：翰林院怎么还能容得下这样的疯狗、狂徒呢？

也是孙嘉淦命不该绝，大学士朱轼也是个硬骨头，佩服孙嘉淦的胆气，回答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

雍正愣了一愣，沉默了一会儿，竟然息却雷霆之怒、罢去狼虎之威，轻轻一笑，道：“朕亦服其胆。”免去孙嘉淦一死，派他去国子监任司业。

雍正四年，官运亨通的孙嘉淦又由国子监司业升祭酒。

孙嘉淦有意提拔宋镐、方从仁当教习。雍正不同意，恃宠生娇的孙嘉淦竟跟雍正耍横。雍正被他气得不行，将他打发到银库当差。在银库当差的日子，孙嘉淦的棱角被磨平了不少。

雍正到底觉得孙嘉淦没有大错，后来又将他从银库里提出，派去河东盐院当官。

乾隆登位，孙嘉淦应召上京，上了名动一时的“三习一弊疏”，希望皇上慎戒“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以免形成“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意见虽然尖锐，但语气非常缓和、圆滑。外人不知，以为他仍是以前的“铁骨”孙嘉淦，殊不知，这块“铁骨”已经开始氧化了。

乾隆四年的那份伪稿已经把孙嘉淦吓得半死，现在又来一次，孙嘉淦的三魂七魄已经有二魂六魄飘荡荡到奈何桥边了。

事实上，乾隆也知道这件事跟孙嘉淦无关，对他好言相慰，但孙嘉淦仍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活活吓死。

“铁骨”孙嘉淦被吓死的事，也就成为了大清朝历史上的一则笑话。

还回到侦查伪稿之事上。乾隆原本以为，只要自己行动迅速，就可以将此事偷偷摸摸地消饵于无形之中。

但是，他错了。

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只是开始，短短数天之后，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的官员纷纷发回发现伪稿的密奏。

搞笑的是，这些官员并不知道云贵总督硕色已先他们一步将此事禀报了乾隆，还一个劲地丑表其功，声称是自己政治觉悟高，眼光独到，有首发之功。

乾隆忍无可忍，怒斥贵州巡抚开泰不按自己的指示行动，对此案具奏迟缓，本来应该由驿递星驰，却循例由家人入奏，慢吞吞，如同龟速，大骂道：“独何心耶！”

而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既然已经发现了伪稿，说明此事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已是隐无可隐、藏无可藏，白纸难包明火，乾隆索性撕破脸皮，大办此事。

他看到山东按察使和其衷揭发说山东早在四月已经发现了伪稿，是巡抚准泰认为只是绿豆芝麻小的事，不值一提，制止了上奏。气得凶性大发，立命户部侍郎兆惠驰驿前往，将准泰锁拿进京，改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回头又训斥山西、湖南、浙江等地督抚思想上不够重视，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导致伪稿风传，他恶狠狠地警告说：“倘再不知激奋，则自取罪戾。”

乾隆一发怒，各省督抚全被动员起来了，尽心尽力缉查，谁也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各县纷纷飞报查出伪稿传抄的情况：不但浙江、湖南等省有传阅伪稿现象，边远省分如甘肃，甚至西南的土司境内也有传抄的。

乾隆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发怒，狂嚎道：“这种逆恶之词竟然蔓延各省，还传入了土司境内，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了年底，各省查拿人犯高达两千多人，其中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可是，这些涉嫌者不是互相指责攻讦，就是将责任推向已经死去的死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案发源头。

乾隆不甘心，声嘶力竭地发誓说掘地三尺也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因为事涉封疆大吏的性命及乌纱帽，一些朝臣有心劝谏乾隆算了。御史书成弱弱地奏称：伪稿一案株连太广，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乾隆帝仿佛一枚被点燃了的炮仗，瞬间爆炸，喝令将之革职。然而，乾隆的固执并未收到成效。

追查来追查去，到头来，全国劳师动众，白白耗费无数人力财力，捉进监狱的人犯越来越多，却始终挖不出源头。

乾隆有些泄气了，却窘于自己曾经的誓言，下不来台，只好强撑，严令追查下去。

最后，是江西巡抚鄂容安帮乾隆解除了困境，声称自己所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已经供出源头就是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乾隆长舒了一口气，命人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准备结案。

可是，一个名叫孔则明的人坏了乾隆的计划。

孔则明是刘守朴的幕友，他供称，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源头并不在刘时达处，刘时达所得伪稿来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子结不了了。

乾隆对这个孔则明恨得要死，但只好咬咬牙，查，继续往下查！

又查了好几个月，伪稿的源头还是查无可查，漫无头绪。

乾隆实在累得不行，最后不得不授意军机大臣，让孔则明翻供，说自己代书寄稿之事全属编造，伪稿的源头，就出自刘时达。

在乾隆的操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伪稿案”就这样灰溜溜地收场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乾隆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刘时达等人俱定秋后斩决，亲属照律缘坐。

随后又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那些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样，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终于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