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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乾隆暴跳如雷的假新闻案,活活吓死了清朝的“铁骨诤臣”

我们都知道乾隆是一个很爱玩的皇帝,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实乾隆在政治治理方面的功绩也很不错,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

▵清·郎世宁-《乾隆皇帝射猎图》

公元1736年,大清政府领导换届,25岁的乾隆皇帝一上台,就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风吹雨淋了将近十年的汪景祺头颅取下,“制竿掩埋”。

汪景祺何许人也,头颅为何要悬挂在菜市口近十年?

听我慢慢说来。汪景祺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曾任礼部主事,属于官宦子弟。其人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于雍正初年到陕西探访任陕西布政使的朋友胡期恒,并通过胡期恒这层关系,投书干谒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顺利做上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为了讨好年羹尧,汪景祺特著了《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景祺以为,抱上了年羹尧这条粗腿,自己是前途无限。

哪料,年羹尧居功自傲,雍正早就想杀之而后快了。

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天上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纷纷上表称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上了一道奏表。但他在盛赞皇上终日勤慎时,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

夕惕朝乾?

其实“朝乾夕惕”是一个联合式结构的词语,这样语序倒置后的意思并没改变,如同把“天崩地裂”写成了“地裂天崩”一样,表述的意思和效果并没什么不同。可雍正借此硬指年羹尧这是居功藐上,心怀不轨,炮制出了年羹尧共九十二条大罪,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且凡与年羹尧有交往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汪景祺于是倒血楣了。他那本为拍年羹尧马屁的《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一读,批示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喝令将汪景祺处斩、枭首示众,其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其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其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乾隆当政,就迫不及待地命人取下汪景祺头骨,“制竿掩埋”,那是在向天下士人释放出这样一个讯号:本朝要刷新前朝弊政,放宽对文化思想的禁锢。

天下文士因此奔走相告,盛赞乾隆是圣君、仁君,甚至编造出了相当肉麻的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然而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三,云贵总督硕色给乾隆上了一份密奏,称安顺府提塘官吴士周从入滇客商的身上查获一纸抄录传播的密禀,里面的内容荒诞不经,假托朝廷大臣名来指责朝政,还冒仿皇上的口气写上了朱批。

乾隆读了,大为震怒。

再读随同密奏一同上呈的伪“密禀”,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几乎把案桌掀翻。

该“密禀”署名为本朝工部尚书孙嘉淦,基本把乾隆朝的重臣弹劾了个遍,包括乾隆最为心爱的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里面有大力抨击乾隆本人主政的“五不解,十大过”,指责乾隆帝“失德”,南巡之举劳民伤财,搞得天下积怨四起。

如果说乾隆真是圣君、仁君,那他的表现应该是不管伪稿上说的对不对,都应该先检讨自己身上存没存在这些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可是乾隆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出现了这样的密禀,那绝对是自己太过仁慈了!他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从严处理此事。

考虑到伪稿上那些惑众的妖言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乾隆不想搞得人尽皆知,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及直隶、河间、山东等省督抚严查此事时,特别交代:此事不过是一小撮害群之马所为,不日便可翦灭,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露。

然而,不管怎么机密,工部尚书孙嘉淦还是很快知道了此事,当场就被吓得昏厥了过去。

对孙嘉淦而言,他被人冒托署名可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乾隆四年,京师就散播着一份署着孙嘉淦大名的疏稿,内容就是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

那一次,由于没有出现指责乾隆的词句,乾隆并没有多过追究。但那一次,就已经把孙嘉淦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了。

那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冒托孙嘉淦的大名呢?

说起来,曾几何时,孙嘉淦也是一名硬骨头、铁汉子。

孙嘉淦十七岁那年,堂兄无故被人杀害。孙嘉淦的父亲一怒之下,手刃凶手,从而吃了官司。孙嘉淦救父心切,昼夜奔走了三百里,指称凶手是自己所杀,愿意替父亲顶罪。县令感动得一个劲地称他“孝弟过人,知勇兼备”,宽大处理了此案,释放了他们父子。

孙嘉淦在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那时候,正是雍正等一帮王子争储争得最激烈的时候,彼此间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手足相残。

笑到最后的是雍正。雍正即位后,变着花样地从精神到肉体去折磨那些曾与自己作对的兄弟,称他们是猪、是狗,罚他们去守陵。

铁骨铮铮的孙嘉淦实在够胆,他上疏要求雍正爱惜兄弟骨肉,为天下表率。

雍正很多时候都表现得比乾隆“民主”一些,让诸大臣来评理,说孙嘉淦是个疯狗、狂徒,问众臣:翰林院怎么还能容得下这样的疯狗、狂徒呢?

也是孙嘉淦命不该绝,大学士朱轼也是个硬骨头,佩服孙嘉淦的胆气,回答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

雍正愣了一愣,沉默了一会儿,竟然息却雷霆之怒、罢去狼虎之威,轻轻一笑,道:“朕亦服其胆。”免去孙嘉淦一死,派他去国子监任司业。

雍正四年,官运亨通的孙嘉淦又由国子监司业升祭酒。

孙嘉淦有意提拔宋镐、方从仁当教习。雍正不同意,恃宠生娇的孙嘉淦竟跟雍正耍横。雍正被他气得不行,将他打发到银库当差。在银库当差的日子,孙嘉淦的棱角被磨平了不少。

雍正到底觉得孙嘉淦没有大错,后来又将他从银库里提出,派去河东盐院当官。

乾隆登位,孙嘉淦应召上京,上了名动一时的“三习一弊疏”,希望皇上慎戒“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三习,以免形成“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意见虽然尖锐,但语气非常缓和、圆滑。外人不知,以为他仍是以前的“铁骨”孙嘉淦,殊不知,这块“铁骨”已经开始氧化了。

乾隆四年的那份伪稿已经把孙嘉淦吓得半死,现在又来一次,孙嘉淦的三魂七魄已经有二魂六魄飘荡荡到奈何桥边了。

事实上,乾隆也知道这件事跟孙嘉淦无关,对他好言相慰,但孙嘉淦仍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活活吓死。

“铁骨”孙嘉淦被吓死的事,也就成为了大清朝历史上的一则笑话。

还回到侦查伪稿之事上。乾隆原本以为,只要自己行动迅速,就可以将此事偷偷摸摸地消饵于无形之中。

但是,他错了。

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只是开始,短短数天之后,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的官员纷纷发回发现伪稿的密奏。

搞笑的是,这些官员并不知道云贵总督硕色已先他们一步将此事禀报了乾隆,还一个劲地丑表其功,声称是自己政治觉悟高,眼光独到,有首发之功。

乾隆忍无可忍,怒斥贵州巡抚开泰不按自己的指示行动,对此案具奏迟缓,本来应该由驿递星驰,却循例由家人入奏,慢吞吞,如同龟速,大骂道:“独何心耶!”

而直隶、四川、山东、湖北等省既然已经发现了伪稿,说明此事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已是隐无可隐、藏无可藏,白纸难包明火,乾隆索性撕破脸皮,大办此事。

他看到山东按察使和其衷揭发说山东早在四月已经发现了伪稿,是巡抚准泰认为只是绿豆芝麻小的事,不值一提,制止了上奏。气得凶性大发,立命户部侍郎兆惠驰驿前往,将准泰锁拿进京,改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

回头又训斥山西、湖南、浙江等地督抚思想上不够重视,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导致伪稿风传,他恶狠狠地警告说:“倘再不知激奋,则自取罪戾。”

乾隆一发怒,各省督抚全被动员起来了,尽心尽力缉查,谁也不敢怠慢。

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各县纷纷飞报查出伪稿传抄的情况:不但浙江、湖南等省有传阅伪稿现象,边远省分如甘肃,甚至西南的土司境内也有传抄的。

乾隆越看越心惊,越看越发怒,狂嚎道:“这种逆恶之词竟然蔓延各省,还传入了土司境内,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到了年底,各省查拿人犯高达两千多人,其中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可是,这些涉嫌者不是互相指责攻讦,就是将责任推向已经死去的死人身上,根本找不到案发源头。

乾隆不甘心,声嘶力竭地发誓说掘地三尺也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因为事涉封疆大吏的性命及乌纱帽,一些朝臣有心劝谏乾隆算了。御史书成弱弱地奏称:伪稿一案株连太广,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

乾隆帝仿佛一枚被点燃了的炮仗,瞬间爆炸,喝令将之革职。然而,乾隆的固执并未收到成效。

追查来追查去,到头来,全国劳师动众,白白耗费无数人力财力,捉进监狱的人犯越来越多,却始终挖不出源头。

乾隆有些泄气了,却窘于自己曾经的誓言,下不来台,只好强撑,严令追查下去。

最后,是江西巡抚鄂容安帮乾隆解除了困境,声称自己所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已经供出源头就是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乾隆长舒了一口气,命人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准备结案。

可是,一个名叫孔则明的人坏了乾隆的计划。

孔则明是刘守朴的幕友,他供称,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源头并不在刘时达处,刘时达所得伪稿来自苏州。

这样一来,案子结不了了。

乾隆对这个孔则明恨得要死,但只好咬咬牙,查,继续往下查!

又查了好几个月,伪稿的源头还是查无可查,漫无头绪。

乾隆实在累得不行,最后不得不授意军机大臣,让孔则明翻供,说自己代书寄稿之事全属编造,伪稿的源头,就出自刘时达。

在乾隆的操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伪稿案”就这样灰溜溜地收场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乾隆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刘时达等人俱定秋后斩决,亲属照律缘坐。

随后又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那些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样,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终于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