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雍正下令全国学习，而乾隆要诏禁销毁的奇书
清朝曾经有一本奇书，它在康熙年间大力推行，却因为收到了很大的消极负面效果而在乾隆年间被禁止，并被销毁，那么这是哪一本奇书呢？
在清康熙年间，湖南永兴有一文人，姓曾，名静，原是县学生员，热衷科举，但考试劣等被革退。功名无望，为了糊口，这位曾仁兄只好忍气吞声以授徒为业，自号蒲潭先生。
清末洪秀全屡试不第，怒急攻心，一气之下，办了个“上帝教”，率领教徒举旗造反，把清朝搅得天翻地覆。
蒲潭先生没有洪秀全的机遇，但他的愤懑之情不下于洪秀全——对大清朝廷憎恨到了极点。情难自禁，把许多“腹诽”写入了自己的著作《知几录》、《知新录》里，痛骂“满清”是“夷狄”，说什么“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己矣，砍而已矣”。指责“夷狄”是乘中原之危而“窃据神器”，致使“乾坤反覆，地塌天荒”，造成“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的惨状。他呼吁，“华夷之分”，为天下第一要义！
真要从细里探究，就不难看出，曾静这些言辞并不出自民族大义，而偏重于发泄私愤，跟泼妇骂街的性质是一样一样的。
于是，曾静把同样反清思想严重的吕留良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
出生比曾静早了差不多六十年的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学识过人，以大明遗民自居，康熙年间为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甘愿削发为僧，所著《四书讲义》、《语录》为时人所推崇。
和很多读书人一样，曾静对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及古时封建井田等言论赞赏有加。
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让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为自己搜访一些吕留良的著作以供供奉和拜读。吕留良早已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过世，张熙在吕家抄录了一些诗文，拜访了几个门人，道听途说了许多贬毁雍正的传闻，满载而归。
雍正帝即位后，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允禩、允禟等人的追随者不断在各地诽谤造谣说他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人神共愤的事迹，皇位是通过非法手段得来的。
恰巧雍正初年又逢天灾人祸，似乎应了“天怒人怨”的凶兆，谣传就传得更盛了。张熙又听说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裔，暗怀起兵反清之心。于是，回到了永兴，张熙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都告诉了老师。
曾静内心一阵狂喜，有一种强烈要做“当代张良”的冲动，准备拥立岳钟琪为“刘邦”，起兵反清。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师徒两人共同捣鼓出了一封策反信，由张熙前往投呈。
其实，岳钟琪虽然也姓岳，但根本就不是岳飞的后裔，而说他要起兵反清，那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儿。
岳钟琪以汉人身份出任军区大司令，对清廷只有感激涕零之心，哪有半点造反之意？当他读了张熙呈上的信件，惊骇莫名，却不露声色，对张熙进行诱骗，套出了幕后的曾静，火速飞奏雍正。
雍正大为震怒，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另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
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
立志要做“当代张良”的曾静是个软骨头，人家还没怎么着，他就怂包了，当场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他甚至牵连了不相关此事的上百人，惊动了清政府的几个部和好几个省。
由于株连面积太大，这几个省一直追查缉拿忙个不停，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案。
曾静为求活命，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备述雍正的隆厚圣德、浩大皇恩，称“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
对于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和如何判决曾静，雍正是这样说的：“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雍正的“出奇料理”是这样的：
对于案件中牵涉到的曾静列举出来的雍正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的“十大罪状”；雍正下令官员编辑出两年以来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并下令将该书刊印发行，颁发全国所有学校，让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
雍正说，如果发现有学校没有此书，即“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雍正还让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抗州等地，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去替《大义觉迷录》做宣传，“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本朝得统之正”，“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
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打算诛杀曾静、张熙。
不日，雍正宣布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放话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雍正是这样解释的：曾静、张熙不过是误信了吕留良的歪门邪说，是受迷惑的从犯，且曾静不但已经痛改前非，还又供出了许多谤言制造者，算是“有功”之人，所以，可免一死。
但对已死的吕留良等人，雍正下诏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判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其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者分别判斩监候、流放、杖责；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如《四书讲义》、《语录》等，由“理学名臣”朱轼等人进行逐条批驳，连同《大义觉迷录》一并公开印发、印发学校。
然而，《大义觉迷录》刊行后果却是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十月，刚刚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命人将曾静和张熙解至京师凌迟处死。
乾隆的理由是“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岂有处理吕留良而不处理曾静之理？
同时，乾隆还下诏禁毁《大义觉迷录》，已颁行者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
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用，《大义觉迷录》已经流出海外，日本留有存本，被稻叶君山引用于《清朝全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