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什么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助长了娼妓业的发展吗？
鸦片进入中国相当早，我们在宋代的文献中就见到过鸦片或者罂粟的记载。由于鸦片具有毒性，而且成瘾，蔓延开来，危害很大，因此在清初即遭禁止。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禁令，往往随着王朝的延续，呈现日渐松弛的状况。
嘉庆年间，鸦片走私，已经渐成气候。禁令不管用，鸦片吸食者，在中国日见其多，鸦片的市场，渐成规模。当年，主导中英间贸易的，是东印度公司。这种所谓的公司，是一个怪物，你说它是公司吧，它有武装，而且在控制的地盘上，还具有类似政府的职能。你说它是殖民机器吧，它又是商业机构，主要成员是商人。当年好多欧洲国家都有东印度公司，用来经营远东的贸易，同时也负有殖民使命。其中，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为庞大而且活跃。这样的公司最初有两个，1600年合二为一。印度当年还不能算英国的殖民地，但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实际上已经将印度各邦变成了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虽然靠运销茶叶发了财，但在面临国内对华贸易入超压力的时候，也相当尴尬。况且，茶叶贸易，需要从美洲采买白银，运到中国，成本颇高。对他们来说，寻找一种可以输入中国的产品，抵消茶叶进口造成的巨额入超，是当务之急。
一来二去，鸦片进入了东印度公司的视野。盛产鸦片的孟加拉，就在他们控制的范围之内。组织鸦片的生产和输出，轻而易举。这种东西，不比英伦三岛的纺织品，中国人不要，也不似自鸣钟，中国人要得太少。中国人一旦接受，就放不下。毒品成瘾，即使身体完了，家财散尽，瘾却断不了。
所以，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鸦片就开始大规模被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进退失据。禁，则走私增加；弛，则进口和走私都增加。定章程、立法度、严令水师稽查，都没有丝毫用处。当然，这一时期，鸦片的输入主要还是靠走私，但也不乏正式进口商品时夹带一些。据清朝官方提供的数据，道光六年（1826）到道光八年（1828），进出口的差距在减少，但中国仍然是出超。然而实际上白银的流失，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大量的白银都用在了支付走私鸦片上。到了道光九年（1829），两广总督李鸿宾发现，很多英国商船到了禁海洋面，干脆不进来贸易了，就停在那里。不消说，这些船装的都是鸦片，停在港口之外，坐等走私的飞剪船上门。等于说，摆明了告诉你，我就是在走私。但是，清朝官方，对此毫无办法。甚至，在夷馆里，鸦片的买卖也在公然进行。负责照料洋商的中国行商和通事，照例将官方禁烟的命令传达给洋商，然后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禁令也好，劝谕也罢，都是具文。
鸦片的吸食，在道光年间，迅猛增加。据澳门报纸所载的鸦片商人的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33年是7598箱，到1838年则增长到16297箱，数年之内，翻了一番还多。而输入别处的鸦片同期不过从1810箱，增加到3303箱。鸦片贩子们说，中国人对鸦片有特别的嗜好。这种时候，你就得佩服中国人异样的文化创造力了，真是令人生畏。一种简单带有刺激性的食料，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出现了奇迹，鸦片的吸食，变成了仪式，变成了文化。对烟具、烟灯、烟榻、吸食仪式的讲究，以及吸食鸦片跟性的联系，与娼妓文化的衔接有关鸦片的诗文，风助火势，使得吸食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府官员和军官，甚至士兵。中国人还给原本是毒品的鸦片，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阿芙蓉。明明是吸毒，却偏有这么多的讲究。
鸦片的贸易，一般直接在洋商的大船上进行。所运来的鸦片，好多都是按照订单发货的。到了指定地点，中介人自然会上船来，照订单收货。成箱的鸦片，或者由中国人自己的走私船运走，或者由英国人的飞剪船代运，后者的火力强，保险系数大些，当然运费也高。有一些是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传统的交易点，然后与前来的中国走私者现货交易。由于这些地点瞒不了中国官方，所以，交易之前，常常会有水师或者其他衙门的人在场。官府的人照例会出示皇帝的禁令，但是，只要把该交的贿赂交足，那么交易就可以正常进行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麻烦，那多半是在新官上任之际，需要一番额外的打点。但绝少有搞不定的，真碰到这样清廉的官员，那么大家都会以为他疯了。当然，疯了的人，官一般都是做不长的。需要补充的是，无论哪一种交易，都是现金现货，中国人付银子。所有的交易，都像瘾君子一样，很平和，没有恶意拖欠，没有黑吃黑。交易的各方，买方卖方加上官方，都心平气和，公平交易。如果不是毒品交易的坏名声的话，这样的买卖真可谓世界市场的典范。
鸦片的输入，迅速扭转了中国贸易长期出超的局面。很快，中国输出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抵不过鸦片的进口。为了满足国内的鸦片需求，中国商人必须用白银来购买鸦片。从此，英国商人无需从南美进口白银，直接装载在原产地并不值钱的鸦片，到中国来换茶叶就可以了。后来，各国商人都学会这招儿。多数的外国商船，到中国来，都是运鸦片。
接下来，只要贩卖鸦片，即使不从中国购买茶叶，也够本了。本质上，这是一种毒品贸易，吸食者只要沾上，就成为稳定的消费者，无论价格多高，都得购买。而由于毒品自身特定的扩张性，吸食者只会越来越多。而且，鸦片还不像后来的提纯物海洛因，吸食固然有毒性，但对人体的危害，还没有那么大，一个鸦片鬼，寿命固然比正常人短，但还不至于迅速暴毙。有了一个上瘾的，就等于开辟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直至家产耗尽。
而吸鸦片成为雅事之后，吸食者没有觉得丢人，反而有荣耀感。而且，吸食鸦片者，固然是吸毒，但比后来扎吗啡、吸食海洛因对身体的戕害还是小些，平常的小病小灾，都没了。所以，鸦片贸易的市场眼见得越来越膨胀。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但价格却始终降不下来，鸦片的吸食对一般人的戕害越来越甚，因此而破家者比比皆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扭转了贸易的入超，但他们更希望的却是跟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让中国市场，对他们的工业品开放。为此，在道光朝，英国商船多次北上，进入长江，靠近山东，甚至奉天海边，恳请就地通商，都被地方官在请示了皇帝之后拒绝了。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甚至提出要派兵船将他们押送回到广州。对于英国来说，尽管鸦片利益很大，但贩卖鸦片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跟打开中国市场相比，鸦片只是一点蝇头小利，而且是不道德的蝇头小利。
清朝政府跟历朝的政府一样，本质上都是能力有限的小政府。说它小，不是说它没有大的野心，而是缺乏大的条件和能力。没能力把管制的触角伸到社会基层。这样的政府，对于禁查鸦片，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说严禁，只是在进口方面打主意。但是，进口的禁令，只能施用于行商，对于走私，却毫无办法。负责查私的水师，即使有心禁查，其战船也没有这个能力，何况，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王朝的末期，统治机器照例锈蚀。无论赋予哪个部门禁查的责任，只不过是给了这个部门借机牟利的机会。
自打明朝禁海以来，中国的漫长的海岸线上众多靠海吃饭的人口无以为生，以至于海盗横行，走私贸易盛行。这个局面，到了清朝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要想禁止哪怕遏制一下鸦片的走私，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如果外国的商船赖在那个港口不走，水师的军官，不是调动舰船将他们驱逐，而是央求通事，写信给他们的船主，求他们走人，免得危及自己的功名。因为，即使商船，好些都有武装，其火力根本不亚于中国的水师。
至于鸦片走私船，更是船坚炮利，只要他们想打，中国水师未必是对手，鸦片贩子给水师一点贿赂，那是看得起他们，不想生事。在林则徐禁烟之前，两广总督卢坤就承认，英国人走私的商船十分高大坚固，而且炮位很多，中国水师根本赶不上。
然而，鸦片的大规模输入，却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威胁。在鸦片贸易未盛之时，尽管对外贸易对国家的财政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大量的白银输入，对中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却大有裨益，毕竟，中国是一个贫银国，无法靠自己出产的白银支撑起自己的货币体系。正因为此前多少代的对外贸易，都是中国人往外卖东西，所以，白银和其他的贵金属才不会匮乏。
然而，鸦片贸易给中国开了一个大窟窿。白银的缺乏，首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因为清朝的百姓平时使用的是铜钱，但缴纳赋税，却必须换成银两。白银缺乏，银对铜钱的比率必然要升高。银价上升，百姓负担重了，征收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个后果，加剧了地方秩序的混乱。同时，如果白银的匮乏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国家的库存，进而动摇白银本位的币制。虽然说，鸦片的危害，像林则徐说的那样，会使中国无充饷之银，无可战之兵，倒也未必。军队的无能，主要是制度的原因。
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士兵都是鸦片鬼，过足了瘾，一样可以打仗。鸦片当时的问题，主要还是单纯依赖进口，造成了白银的短缺，以及毒品泛滥导致的社会问题。
显然，这样的问题，对于清政府来讲，已经相当严重了。
当时的朝廷，应对这个难题，有弛禁和严禁两派意见。比较起来，严禁派的意见更光明正大，富有道德感。但弛禁的意见，倒是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官场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打算用自产的鸦片，来抵制外来的进口。只是，弛禁的意见，除了个别不知轻重的人之外，其实很难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的。
所谓的弛禁，按后世史家频繁引用的许乃济的说法，是看到了由于统治机器的锈蚀，不可能严禁。但两派的意见，都主张严禁白银出口，即用白银购买鸦片，显然都属于不懂贸易的外行主张，无论何种外贸形式，只要出现入超，非得用贵金属（今天则是硬通货）不可。另外一种意见（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则是自种，既然鸦片导致白银外流，自己种植，不依赖进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况且，当时云贵两省，已经出现了自种的苗头。
然而弛禁的意见，从根本上讲，政治不正确，所以很少有人敢大模大样讲出来。而当时当家的道光皇帝，一个相对闭塞、头脑简单的人，则更倾向于严禁。严格地说，正在提倡厉行节约、喜欢穿补丁衣服的他，甚至都想干脆把对外贸易停掉。至少，对于他来说，宫里的自鸣钟已经够多了。对外贸易原本是挣钱的，现在当然也挣钱，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费钱了。如果有谁能根本解决中西贸易，彻底断掉，最合他的心意。
从一开始，清政府的禁烟之举，就是一条死胡同。
▌摘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