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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甲午受日本刺激,急于求变光绪一天一道命令:只设计无操作终无果

1898年,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被推翻,无官一身轻的他开始周游中国,一方面出于无聊,一方面为日本寻找可乘之机。先后拜访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此次游历正值北京形势波云诡谲,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展开,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惨遭杀害追捕,103天,政局突变,不仅中国官员感慨万千,就在这个外国人看来,也是不胜唏嘘。

伊藤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如“三五喜事之徒”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刺激。“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总共103天的变法时间内,中央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列表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如此密集的文件发放本身,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

戊戌变法后杭州第一女学堂

一是数量太多。即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即便在一个规模中等的公司,倘或一天发一份改革文件,如何传达到位也是难题;更何况,在115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国家,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如此高密度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毫无轻重缓急之别。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雪片般的“改革”诏令中,绝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只谈原则和大道理,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却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等。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如何形成实效。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