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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大清王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世界孤立的?(图)

节选自《百年变局》,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文明昔日辉煌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从黄河流域某一个小地方逐步扩展,逐渐构建一个庞大帝国?而且,从历史事实层面说,中国虽曾发生过许多次征战,但这些征战并不像后期帝国如清朝中期以开疆拓土为目标。借用现代政治术语说,中国文明的“软实力”究竟是什么?

“以夏化夷”解

其实,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就是“以夏化夷”。只是在过去很多年,我们对这个概念理解有误,以为这个概念表明了主流群体的傲慢与狂妄。这个感觉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时候,就是一种农耕文明。相对于周边族群生存状态,农耕文明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文明形态、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周边族群争相效法的对象。周边族群长时期以“夷”的身份受到“夏”的熏染,楷模的力量渐渐引起周边夷族不断内向,所谓“以夏化夷”,其实就是主流文明不断影响着周边的边缘文明、非主流文明,渐渐凭借“软实力”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文明边疆”。周边“夷族”的“边缘文明”渐渐地被主流文明所同化、所征服,“生番”渐渐变成“熟番”,中国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都在这个过程中柔性扩展。中国文明这种柔性扩展的态势直至明清更姓易代都没有中断,接续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满洲人,在朱明王朝其实就属于“周边夷族”,属于“生番”。所谓“满洲”,按照清代官方文献的说法,就是明朝周边的一个部族、一个族群。满洲人的文明长时期受到中原文明的熏染,满洲部族首领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及至中原大乱,群雄并起,满洲人入关,武力平定李闯王,定鼎中原,完整接受大明王朝政治遗产。

满洲人的文明根底毕竟尚浅,没有充分理解中国文明“软实力”,没有用这种软实力去积极影响周边,而是沿用满洲人征服传统扩大政治边疆,维护中原王朝法统和政治遗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明在满洲人统治的很长时间近乎中断,但先前积累下的成果一直被清朝继续享用,先前那些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周边族群,继续以大清王朝为中原正朔。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宗藩体制。

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这个现象类似于现在还存在的英联邦殖民地情形,但又不完全像。作为宗主国,中原王朝不会干预藩国内部事务,更不会对藩国动用武力。藩国向宗主国寻求政治保护,一旦遇到了什么外部危机,或内部纷争不可化解,方才请宗主国介入,宗主国只是在履行一种道义责任,只是在实行传统中国的“王道政治”。

藩国就是“生番”,它们在中国文明长时期熏染下慢慢形成内向力量,在不知不觉或遇到某种突发事件时,自然而然加入中国文明大家庭,成为中国文明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政治边疆”从黄河领域一个弹丸之地扩充至庞大帝国的全部奥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被误读的“落后”

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在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确实丢失了,但中国文明的边疆依然在惯性中继续扩大,周边族群在那个时代继续奉中原王朝为正朔,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习惯于向中原王朝求救。大清王朝在升平时代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毕竟朝贡体制、宗藩体制对谁都有好处。宗主国只是履行政治上的保护责任,藩邦也只是在道义上尊奉宗主国,只要在逢年过节、重大活动中想到宗主就行了。中国如果在这种轨道上继续发展,可以相信,不仅中国文明的边疆会持续扩大,经济的、政治的边疆也会持续延伸。

然而,这个趋势到了清代中晚期被彻底打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突然悟出两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中国人不觉悟,而是中国的冷兵器无法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共识。

其实,这个认识错解了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西方势力的东来,从本质上说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后果。工业革命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西方工业资本需要巨大市场去消化。这是资本的本质。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分层体制,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流动性始终很差,上层社会对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有兴趣也有消费能力,只是这个市场太小了,不足以满足西方工业家的要求。而中国巨大的下层社会从来信奉节俭原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要说对工业品没有消费能力,即便对农产品,也只是满足最低限度的温饱,没有追求享受冲动。

特殊的社会构成使清朝统治者坦然拒绝了西方人的和平通商,这就必然导致贸易失衡。对于这样的贸易失衡,清朝统治者大约无心解决,因为统治者在满足了自己对西方工业品的需求后,又能用中国的初级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子,当然乐在其中。

那时的统治者不知道贸易平衡对国际资本的意义,不愿意开放市场扩大内需,改变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方式,这才是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然而统治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剩下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拼命发展自己,富国强兵,遵循“丛林法则”,相信弱肉强食,相信物竞天择。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转型,中国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确实应该紧密追踪,与世界同步,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这些都不错,都是中国应有的方向。但是,中国是否应该在发展的同时,放弃自己的“王道责任”,走上孤立主义道路呢?现在看来,中国在19 世纪中晚期的选择,可能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屏障尽丢

自从开始洋务新政,中国政府数十年指导思想就是尽量少地介入国际的、多边的,甚至双边纷争,最大限度为富国强兵赢得一个外部和平。因而自1860 年始,中国外交战略处在守势,对列强的要求尽量满足;对于周边藩邦,鼓励他们像中国一样发愤图强,富国强兵。应该说,这个外交战略在大层面并没错,错就错在当藩邦出现困难时,作为宗主国没有尽到政治责任,逐渐失去藩邦的信任,渐渐走上自我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苗头最先见于琉球危机。琉球群岛是太平洋上一颗明珠,在中国古文献中称为蓬莱、瀛洲等,琉球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的关系,很早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

对于日本的要求,琉球当然不认同,毕竟中原王朝文明深厚,国力强大,何况琉球与中原王朝已有几百年宗藩关系,没有任何必要舍大就小。琉球坦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琉球王国敢于拒绝新兴强国日本的要挟,凭借的就是与中原帝国久远的宗藩关系。他们相信老大帝国保护琉球不过就是一句话,多年朝贡往来为的就是这一天。

然而时移世异,此时的中原王朝确实让琉球人失望了。当琉球代表奉命去中国政府代表李鸿章那里哭诉原委后,李鸿章并没有满足琉球的要求对日交涉,保全琉球,更不要说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率有道伐无道了。中国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日本,稍后,日本不是要求琉球成为日本的藩邦,而是直接吞并了琉球,“废藩置县”,将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李鸿章此时之所以不愿履行宗主国的政治责任,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此时的既定方针就是发展自己,不愿多事。只是这种自私的孤立主义外交使周边藩国非常伤心,他们都在担心大清王朝何时会出于自己的利益抛弃他们。

琉球是远离中国本土的一个岛屿,位于太平洋上,对于后世中国的海洋战略影响巨大,但在当年确实没有谁想到这里是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屏障,是战略要地。作为面向大海的远东国家,那时的中国人以为屏障主要在陆地。

从南往西再往北再往东,中国除了一面环水,三面陆地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藩邦,既是中国的战略屏障,其实从文明视角说,又是向往中原文明的“周边夷族”,对中国文明高度期待,也长期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中原王朝是他们的宗主国,也是他们的保护神。

然而,琉球的结局对这些周边藩邦震撼太大,不发展不进步,就有可能亡国,所以他们面对西方势力的东来,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后资本及贸易的巨大压力,只能根据各自情况自主选择。大致上说,这些藩邦对中原王朝不再指望,他们只能独自消化来自先发国家的压力。

周边藩邦的这种趋势显然对中国不利,特别是随着南部边陲越南、缅甸等藩国相继丢失,中国本土实际上已经完全暴露,不再拥有战略缓冲,不再拥有战略屏障。更重要的是,中国选择孤立主义外交,埋头发展,不顾及先前这些小兄弟,实际上是将资源与市场一并拱手相让给那些西方先发国家,使他们在无法获得中国本土特别是纵深农村市场情形下,首先在中国周边拥有各自的地理优势。清政府其实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当法国政府鼓励越南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构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走向完全独立时,中国终于忍无可忍,愤而说“不”,不惜开战,试图挽回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木已成舟,短暂的战争不仅消耗了中国的力量,而且使越南对中国更加离心离德。不得已,中国选择了“不败而败”,试图通过承认越南独立,重建与越南正常的国家关系。

越南与中国后来的关系当然也很复杂,不过越南的示范并没有阻止周边藩邦逐渐脱离中国这个宗主国。中法战争结束第二年,英国策动缅甸独立,中国又失去了一个西南屏障,剩下的,对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还是东北亚的朝鲜。中国终于觉悟到不能再让这个宗藩丢失了,因此当东北亚危机发生时,中国不惜开战,誓死维护。结果被日本打败,不仅痛失朝鲜,而且割地、赔款,受尽了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