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功狗”——傅斯年

作者：曹豆豆

“功狗”一说的来历

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民国时期一位极有个性的文化名人。傅斯年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主持了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他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曾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性格。傅斯年天性热情直率、敢言好斗，因此获得“傅老虎”、“傅大炮”的外号，甚至有人管他叫“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罗家伦语)。但本文标题中“北大的功狗”这样的称谓，恐怕比较少见。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萧何位最高，众臣不服，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此后便将有功之臣喻为“功狗”。“北大的功狗”一语出自蒋梦麟，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逝后，蒋梦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悼文《忆孟真》，其中写道：

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蒋梦麟是“老北大人”了，他在北大工作20余年，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校长，前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人。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里，蒋梦麟殚精竭虑，于乱世中维持着北大的发展。蒋梦麟和傅斯年是多年老友，二人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交往，傅斯年更是蒋任北大校长期间的主要“参谋”。只有像蒋梦麟这样对北大有深厚感情，对蔡、胡、傅都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对他们几个人的贡献作出这样既有深度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评价。

而傅斯年本人，对于来自老朋友的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评价，也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或许还会颇感得意。这一方面是由于二人交好，讲话一向直来直去，开得起玩笑；另一方面还因为傅斯年本身性格就是酣畅淋漓、不拘小节的，假若换成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先生或少先生，对于这样的“大不敬”，恐怕就会十分不悦了。

虽然蒋梦麟说的是玩笑话，但是话说回来，“北大的功狗”这个头衔于傅斯年却十分恰当。傅斯年与北京大学的渊源颇深，他是老北大毕业生，其一生皆与大学结缘。从 1929年到1948年，基本上一直兼任北大教授，曾辅佐蒋梦麟为北大中兴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他代理北大校长虽只一年，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关系着北大的前途命运。相对于蔡元培和胡适，蒋梦麟和傅斯年的特点是长于事功，“功狗”一说，正是对他们办事能力和成绩的肯定。

傅斯年如何成为“北大的功狗”的?这还得从他上学时说起。

二、北大才子，“五四”旗手

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名门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913年夏，17岁的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当时的北大尚未经过蔡元培的改造，仍是一所尊孔读经的旧式学堂，所以傅斯年3年预科的学习主要似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为主。

胡适对傅斯年的才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孟真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人才。他的记忆力最强，同时理解力和判断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对这位得意门生兼挚友，胡适的话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感情色彩，但也足见他对傅斯年的推许和肯定。还有一个更为惊世的评价，当年在北大同学中，来自山东的傅斯年被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

对于傅斯年的学识，和他一起读北大预科的同学毛子水有这样记述：

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便很可观了。记得民国三年的时候，他对笔者说道：“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什么学问都在第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那时候的傅先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笔者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有十分赞同他的意旨，但很惊奇他读书的广博，识见的高超。到了民国五年的秋天，他由大学预科毕业而进入中国文学系的时候，于中国文史各科，至少可以说是“升堂矣”了。

这段话被许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所引用，不过没有人真的在乎年轻的傅斯年所说的“张皋文学问一流而都不是第一人”到底是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七八岁的傅斯年已在同学之中有了不小的名气和威望，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当时北大的几位国学大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非常赏识他，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他成为太炎学派的衣钵传人。当时，傅斯年也十分崇信章太炎，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这时的傅斯年，身穿大袍褂，手持大葵扇，一副胖胖的儒生模样，少年意气，恃才傲物，常常在课堂上向老师发难，而且能指出老师讲课中的错误。

然而国学大师们的赏识与栽培，没能抵过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的魅力。正当傅斯年锐意于章氏之学的时候，胡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这位太炎学派的追随者，竟一变成为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其中既有胡适对他的引导，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次“学术转型”可以看出傅斯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从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中国历史文化的舞台。

胡适与傅斯年一生交往甚密，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胡适长傅斯年5岁，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1917年，对北大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下，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领军人物成为北大教授，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年仅27岁的北大教授，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大胆地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宜主讲起。胡适的这种讲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有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台讲课，想把他赶走。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附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看是不是应该把他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对胡适作出的评价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经其这么一说，这场将起而未起的风波竟平息下去，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而胡适是在若干年之后才知道在他刚到北大的时候，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

傅斯年因听课而对胡适非常信服，由此开始了他们 30多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傅斯年一生都服膺胡适，既是他的门下高足，也是他的知心朋友。有人认为作为五四时代的人物，论见解智慧，傅斯年是超过胡适的，若说傅是胡的弟子，则是青出于蓝了。这也是一家之言。但傅斯年对胡适的服膺和友情，是人所共知的。胡适“誉满天下，滂亦随之”，有人攻击他，傅斯年便挺身而出替他辩护。傅斯年认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胡适，尝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流派纷呈，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给莘莘学子提供了学习、比较、鉴别和选择的空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换言之就是很多人是因为国学底子不行才去搞新文学的。而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好，他本可以沿着国学的路走下去，继续太炎学派的衣钵，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而他偏不。与傅斯年相交34年的好友罗家伦说：“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冲出章氏樊篱”的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清楚，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接连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

《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再版3次，销售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青年傅斯午风头最劲的时候，还是在“五四”游行的队伍里。1919年初，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在会上，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反而宣布将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而中国代表竟然同意在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1000多人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集会，北京的12所高、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救国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上公推代表20名，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之一。

游行当天，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为北大集会时主席、游行示威总领队。他肩扛大旗率领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迸发，准备抗议示威，但在东交民巷遭到外国军警阻拦。游行队伍派代表向各国公使馆递交了声明书，这时队伍中即有人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他已无法控制当时愤怒的情势，于是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一天。

运动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有一人因意见不同而与傅斯年发生言浯冲突乃至动武互殴，傅斯年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参与学生会工作。最后推选出段锡朋主持工作，傅斯年从此退出五四运动，但他的爱国之心使他无法全然置身事外，还是全力支持段锡朋的工作，对运动加以关注。关于他退出的内幕，蒋梦麟在《忆孟真》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我识孟真远在一九一九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套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鲁迅在北大校庆27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观北大》。他认为北大有两条优良的“校格”，即“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这两点，道出了北大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

百年来，人们颂扬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蔡元培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在当时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教授学生当中，被后人所记取、所称颂的，不是守着陈词滥调、做着复辟迷梦的封建遗老遗少，而是那些勇于开创新文化、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的文化斗士。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运动。这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载人20世纪中国历史的救亡运动，直至今日依然有深刻的意义，成为了北大精神的象征。体现着北大“校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与傅斯年的名字紧密相连；作为这两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傅斯年的功劳和贡献，不可谓不大。

三、教授翘楚，抗日先锋

从北大毕业以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涉猎极广。1919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治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傅斯年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在他心目中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而且通过自然科学不但可以学到“可靠的知识”，也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因此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很深的领悟，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他日后重构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担任所长一职直到他逝世为止，长达22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办、成立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经过9次大的搬迁。然而在动荡的年代里，傅斯年和史语所同仁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令世人瞩目。傅斯年聘请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流的学者，开“集团研究”之先河，组织了安阳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整理、各地方言调查等大量研究工作，并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以科学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树立了不朽丰碑。

1929年春，史语所从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在主持研究所日常事务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在北大任课。身为老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一直心系北大，关心北大的发展，他的一言一行对北大师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作为北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大气磅礴、出言无忌的处世风格和满腔热血、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为北大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树立了光辉的形象。他的人格情操，在国难危急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他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并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讨奸御寇，挽救民族危亡。同年，他的《东北史纲》出版，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证，证明东北属于中国，以驳斥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平津危急，北大教授马衡等发起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力阻无效后，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表示反对，喟然曰：“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1933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当他得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赞成华北停战时，大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即使对自己的恩师挚友，也不能有一点儿含糊，可见傅斯年的爱国热忱和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实际是为日本招降，企图劝说就范。傅斯年挺身而起，当面陈词，大骂萧为汉奸，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在亲日派横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的北平，傅斯年这种舍生取义、伸张正气的精神，使得当时混沌惶惑的空气为之一变。

1931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大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并成为学潮中坚。运动中，北大教授在慷慨激昂气氛中举行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作二—卜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日本人及亲日汉奸对傅斯年因之愈发忌恨。傅斯年虽处险境，抗日爱国的热忱丝毫不减。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傅斯年在他夫人怀孕时，曾对罗家伦说，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仁轨”。罗家伦未解其意，傅斯年说罗枉学历史，竟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1935年9月，傅夫人生一男，即命名仁轨。

直到七七事变前，傅斯年一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时和胡适一起，协助蒋梦麟处理校务，在筹款和聘请教授上，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北方儿所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南迁。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议，将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兼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近乎逃难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保存学术，维系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傅斯年的“炮口”不仅对着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汉奸，还指向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体胖的傅斯年曾说自己“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此话并非虚言，他的“伟大的动量”压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下台后，傅斯年曾对新上来的宋子文寄予希望，但很快发现了问题。于是他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有的报纸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的标题。文章发表半个月后，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傅斯年有力量的声音，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四、勇担重任，气节为先

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离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政府想让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没有答应，他认为只有胡适才适合担任北大校长。他致信蒋介石，力陈自己不能胜任校长，极力推荐胡适。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因胡适当时在美未归，故在其归国以前，由傅斯年暂代，负责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的任务。

傅斯年不愿做校长，却当了一年的代理校长，这里面也有故事。前文已述，傅斯年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认为胡适“性善”，难以应对北大复校这样棘手的工作，“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更不用说应对那些在日伪控制下的伪北大工作的教职人员了。所谓伪北大，是北京大学南迁后，日伪在北大旧址上建立的伪“国立北京大学”，它打着北大的旗号，实行日伪奴化教育，实则与北大毫无干系。傅斯年为了北大的名节和长抬久安，也为了给胡适日盾掌校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排除二切干扰，“打平天下”，辞退一切伪北大教职人员，致力于恢复北大的优良传统。

北大复校谈何容易，首先就有两大困难必须克服。第一个困难是办理迁校复员。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各大学迂回原校。联合时不容易，分离时亦不简单?数千教员学生以及校产的长途迁移，其困难可想而知，傅斯年为此费了不少心思。

第二个困难就是处理伪教人员。为了彻底根除日伪统治时期奴化教育的影响，保持北大的纯洁和爱国主义传统，傅斯年以“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的坚定态度，对伪北大的教职人员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为此，他两次发表声明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为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当时北平报纸评论傅斯年对伪教人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这一形容恰好说明了他的人格和气节。

在这种政策态度下，尽管一些伪教职员多方活动，千方百计纠缠，但最终无一人被北大留用，其中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稻荪、周作人、容庚等。傅斯年“为北大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的想法终于实现了。

傅斯年对伪教职员一律摒弃，但是对伪北大的学生却是另一种态度。他认为青年学生是无辜的，他们是在日伪政权下迫不得已接受奴化教育的。他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伪北大各院系的学生经过补习班的学习，再进行期终考试，及格者进入恢复后的北大及北平等大学继续学习。

排除了伪北大教职员的不良影响，傅斯年凭借自己的声望为北大聘请到一批知名教授，充实了北大的师资。在校址和校产方面，他积极奔走，多方运作，除接收北大原址和、校产外，还争取到了改建后的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拱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处，这样使北大复原后的师生以及接收的伪北大学生得以全部安置。以前北京大学只有文理法三院，伪北大学生并人后，扩展为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文科研究所，成为一所师资雄厚、门类齐全、院系、规范的综合性大学。“凡此种种均非如傅斯年之具有伟大魄力者莫办。” (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

傅斯年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重建抗战后的北京大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崇高的教育理想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也为其日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

1948年，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他精心筹划、锐意革新，把一个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这是他教育生涯的顶峰，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繁重的校务工作使傅斯年久病的身体不堪重负，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时，因脑溢血猝逝于会场。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五、为人但有真性情

但凡有些个性的人，加上又是社会名人，很难被人一致看好，难免会褒贬不一。正如胡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傅斯年一贯出言无忌，自然更是毁誉参半。在政治立场上，傅斯年是坚持反共抗俄的，他是现代反共产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也是一直以来他被大陆学界所刻意忽略的原因之一。傅斯年对蒋氏忠贞’不二，自始至终追随国民党政府，但他绝非阿谀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辈。傅斯年说过，“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而傅斯年在史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抹杀。

为人但有真性情。这位时代的传奇人物，无愧于“北大的功狗”之名，而我们在今天重温他的事迹、思想和人格魅力，仍会被深深地打动，并激发出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