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空难，徐志摩排第三，戴笠排第二

飞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跟空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因飞机的特殊性，空难显得尤其引人注目，每一次都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在民国时期，飞机的安全性能比现在更差，所以空难事件也更多，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三次。

第三：徐志摩遇难

1931年11月19日，在南京的徐志摩为了出席林徽音在北京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乘坐“济南号”飞机，从南京起飞，赶往北京。

这次飞行原本并不困难，天气良好，两位飞机师也是很有经验的飞行员，因飞机属于邮政系统，乘客也只有徐志摩一个人，可以说，这次飞行是非常安全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到济南上空时，突遇漫天大雾，飞机师视线受阻，只得降低高度，却不料，底下正好是一座山峰，飞机轰的一声撞毁。

当地人赶到时，飞机上的三个人都已丧命，徐志摩的脑袋上更是撞开了一个大洞，让人不忍卒睹。

徐志摩的这次空难之所以能排进前三，自然是因为他的诗。

在近代历史上，新诗横空出世，各大名家均有涉猎，但成就最高、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无疑要数徐志摩为第一。甚至提起近代诗人，我们的脑海里出现的只有一个徐志摩，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诗人能跟他相提并论。因此有人评价说：徐志摩的去世，让中国的新诗失去了光彩，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名流毕集，共同哀悼这位不世出的大诗人。在众多的挽联中，北大校长蔡元培撰写的挽联极为醒目：“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胡适也评价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

鉴于徐志摩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2008年7月2日，在徐志摩创作《再别康桥》80周年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剑河畔，专门立下了一块诗碑，上面用中文刻着两句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世界顶级大学中，这是唯一一个用中文写就的纪念中国人的例子。

第二：戴笠遇难

1946年3月17日，戴笠带着几个手下，乘专机从青岛飞往南京。

跟徐志摩那次飞行一样，这次飞行本来也是非常安全，戴笠以军统局长的身份，不论专机还是飞行员，都是最好的，而且当天的天气也不算差，此次飞行，按理说不会出问题。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快到南京上空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飞行员慎之又慎，结果还是不幸撞上了南京西郊的岱山，飞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存。

据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军统人员回忆，戴笠“脑壳破裂，一手亦毁”，焦炭中还发现了戴笠镶的金牙。

关于戴笠的这次空难，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蒋介石因他野心太大而下令暗杀的，有说是宋美龄因他计划暗杀二姐宋庆龄而先下手的，还有说是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派人使的手脚，甚至还有人推断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总之，戴笠的死，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当然，老百姓还有一种“天意”说，即“戴机撞戴山，雨农死雨中”（注：岱山又称戴山，戴笠字雨农）。

不管怎么说，戴笠的死，都足以影响当时的国家大势，因为他和他领导的军统局，实在是作用太大了。以至于周恩来在闻讯后，欣喜地说：“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而蒋介石在戴笠遇难4周年纪念大会上，更是沉痛地说：“戴雨农不死，我们不会来台湾。”

1946年3月26日，蒋介石特地穿上特级上将服，亲自为戴笠主持追悼大会，同来吊唁的，还有陈立夫、宋子文、陈诚、何应钦、白崇禧等数百名军政大员，极尽哀荣。

第一：叶挺、博古、王若飞、邓发四位元勋同机遇难

1946年4月8日，叶挺乘坐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不幸在山西黑茶山附近坠机遇难。

因叶挺巨大的影响力，这次事故广为流传，甚至登上了小学课本，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这次空难之所以排在戴笠之前，并不只是因为叶挺一个人，而是在同一架飞机上，还有三位地位不在他之下的大人物：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总书记博古、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

一次空难，让中共损失了四位元勋，可谓损失极其惨重。关于这次空难，本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跟叶挺同机遇难的，还有哪三位元勋？周恩来险些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