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千年不变的中央集权制
在“七国之乱”中,景帝大胆任用新将领,周亚父是最成功的一个,正是正确起用周亚父,才让“七国之乱”的烽火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燃烧。周亚父是第一代 军功集团代表人物周勃之子。此时,军功集团势力已大不如前,主要是因为老臣纷纷离世,资质浅显者难以支撑局面。这次,因晁错削藩而导致“七国之乱”,天下 再次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不得不重新重视军功集团。首先,景帝便任命周亚父为平乱主力,率领36将攻打吴楚联军;其次,遣曲周侯郦寄出击 赵国;然后,栾布率一军攻打齐国;最后,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赵两军。
由此可见,在战乱时,景帝还是更重视军功大臣的。作为军 功二代代表,周亚父指挥了这场战争,并获得胜利。但是,周亚父的命运里似乎依然存在着父亲周勃的影子,始终跳不出来。“七国之乱”平定之后的后元元 年(公元前143年),曾担任过丞相、被封为条侯的周亚父突然被送进监狱,不久之后,便在狱中绝食而亡。根据史料记载,周亚父是任其子私自购买禁忌极品作 周亚父百岁千秋之后的陪葬品,后来被奸人告发,惊动景帝,认为是图谋造反。因此,周亚父被捕入狱。在狱中,周亚父无法忍受狱吏的虐待,最终绝食而亡。
事实上,私买兵器作陪葬品之事只是促成周亚父走上断头台的一个线索。就深层次原因来说,是因周亚父与王皇后不和,树立了政治敌人,最终为王皇后集团所不容,惨遭迫害,其主要表现是:当年周亚父反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另外就是极力反对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为侯。
废立太子之事发生在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景帝封长子刘荣为太子,其母是栗妃,因此世人称之为栗太子。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景帝 后宫薄皇后始终无后,被废除皇后之位。于是,一场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开始了。在复杂而多变的环境中,王夫人同超人的手段和过人的能力,将竞争对手一一击 败,如愿以偿地进住后宫,成为景帝的皇后。随后,景帝欲废太子刘荣,改立王皇后之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遭到朝廷上下强烈反对。
景帝 固执己见,在大臣们的一致协议之下,老臣周亚父出面向景帝直谏,要求他保持皇统,废长立幼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景帝已被王皇后迷倒,对她百依百顺,根本听不 进周亚父的话。周亚父坚持自己的观点,跪地恳求,景帝却大声吼叫:“谁在敢左右自己的想法,当立斩之,以儆效尤。”见这局面,周亚父心中顿时透凉,认为景 帝已无可救药,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府去了。很快,栗太子刘荣被废,新贵胶东王刘彻被封为太子。这之后,景帝对周亚父产生恨意,更可怕的是,王皇后认为周亚 父是她生命航程中最大的政治敌人,很想先除之而后快。
本来,王皇后已对周亚父产生敌意,虽然还没到诛杀他的地步,但却时时在寻找机会 将自己的怒火爆发出来。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4年),周亚父正在事业的最高点,时任大汉朝丞相之职,可谓如日中天,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本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朝中出现一个玄机,让周亚父与的丞相之路走到了尽头。中元年间,窦太后听信王皇后的说言,决定请景帝立王皇后的兄长王信 为列侯。景帝一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涉及到国家法规和祖先的训言。开始,景帝认为自古以来,皇廷都遵行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 不得封侯。此时,丞相是军功大臣周亚父,朝廷大权全部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地位是高祖刘邦钦定的。为了防止出现纰漏,景帝决定与丞相周亚父商量一番。
景帝在大殿会见了周亚父,并说出了窦太后和自己的想法,周亚父显得很惶恐,忙站起来道:“陛下,先年高祖时曾立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 不得封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景帝见周亚父态度坚决,以高祖刘邦的盟约相威胁,就暂时打消了封王信为侯的念头。但他不甘心,一直在寻找封赏王信的机 会,以此来打破高帝时立下的“白马之盟”,清除军功集团在朝廷一手遮天的势力。以此为动力,景帝于中元三年,开始讨论封匈奴降王徐卢等为列侯之事。这次, 景帝是志在必得,借口如果不封降王徐卢等人为侯,很难看出大汉朝廷的气度,让更多的外族人投降。他不顾周亚父等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封徐卢等为侯。君臣之间 产生激烈冲突。周亚父在斗争中不能坚持,退出丞相之位。
由此开始,汉朝延续近50年的的高祖“白马之盟”被推翻,军功大臣们惶恐不 安。周亚父退出朝廷之后,景帝认为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中元五年,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久久搁置的事情——封王信为侯——重提提出。此时,再没什么执 行压力了,群臣的呼声只被景帝当成一种儿戏,不值一提。王信顺利被封为侯。景帝彻底将高祖的“白马之盟”打破。
正是以上两件事的发 生,让周亚父的政治道路变得极为狭窄。可能,废立太子事件上,周亚父与皇家走得过远,但还不至于得到整个皇廷。他是在捍卫大汉朝皇统和权威,受到大部分皇 族成员的支持,唯一树立起来的敌人是王皇后,而王皇后是景帝身边最亲密的人,所以周亚父的政治前途变得越来越微妙。王皇后开始酝酿情绪,与周亚父一搏。后 来,封赏王信事件又发生,这次真正触怒了王皇后和景帝,甚至是窦太后。在这种情况下,周亚父一人站出来与整个皇族作斗争,很有胆识,胆却没有政治考量。匈 奴降将徐卢的破格提升,让周亚父看到:景帝野心如虎,要断送军功大臣们的荣华富贵。
周亚父是军功老臣周勃的儿子,是不折不扣的军功二 代,即便第一代军功老臣全部离世,胆政府依然由于军功老臣的后代把持。因此,政府依然在军功集团手中,景帝前期,丞相的任免依然以所立军功大小为标准。直 到周亚父入狱,绝食死去,才宣告军功势力全面走下坡路。更可怕的是,在周亚父离世前后,景帝又做了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即废除刘舍丞相之位,改任卫绾 为丞相。
早在废立太子时,卫绾随同周亚父,极力反对立太子刘彻,但景帝今天又大胆任用他,说明景帝当年对废除栗太子一事并计较前嫌, 他真正的目标是废除军功集团控制朝廷的势力。此时,卫绾是个没有军功背景的大臣。可以说,任命卫绾为丞相,就是向周亚父、刘舍等军功老臣宣布对立。从 到申屠嘉,经历了10位丞相,除吕产之外,其余9人皆为高祖时代军功大臣,是实实在在的军功集团。申屠嘉之后,从陶青到刘舍,中间有一位周亚父,他们为军 功二代,能代表军功集团的延续力量,但刘舍被景帝强行废除之后,大汉朝出现了非军功集团出任丞相的新局面。
卫绾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非 军功集团丞相。也有人说,当年的吕产是非军功老臣,但他非刘氏江山嫡系部队中的将领,充其量算个吕氏政权中的军功老臣。因此,从萧何到申屠嘉,全部是军功 老臣;到陶青到刘舍,属军功二代,还未跳出军功集团的范围。但卫绾的上台,标志着军功集团的集体谢幕。这是景帝所期望的,在权臣当政近50年的情况下,军 功集团已严重挑战到皇权的权威。
在景帝的政治思想中,只有中央树立绝对的权威,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现在,皇家控制了朝廷最高行 政长官——丞相的任免大权,真正实现了“帝国制”的全面发展。中央政府权力严重受皇室牵制。以此为背景,景帝将中央集权制推行到各诸侯国。早在周亚父丞相 之职被废除之际,景帝下诏,“罢诸侯御史官”,开始插手各地方王国政治事务和人事任免制度;周亚父离世之时,景帝再次下诏,改诸侯王国丞相为“相”。
自从“七国之乱”爆发以来,诸侯王国出现一时的“独立危机”,紧接着,景帝实施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插手地方事务。到此时为止,大汉朝中央集权政治初见端倪。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历史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制”被确立和沿用。景帝的英名因此被历史所铭记。
由此可见,在战乱时,景帝还是更重视军功大臣的。作为军 功二代代表,周亚父指挥了这场战争,并获得胜利。但是,周亚父的命运里似乎依然存在着父亲周勃的影子,始终跳不出来。“七国之乱”平定之后的后元元 年(公元前143年),曾担任过丞相、被封为条侯的周亚父突然被送进监狱,不久之后,便在狱中绝食而亡。根据史料记载,周亚父是任其子私自购买禁忌极品作 周亚父百岁千秋之后的陪葬品,后来被奸人告发,惊动景帝,认为是图谋造反。因此,周亚父被捕入狱。在狱中,周亚父无法忍受狱吏的虐待,最终绝食而亡。
事实上,私买兵器作陪葬品之事只是促成周亚父走上断头台的一个线索。就深层次原因来说,是因周亚父与王皇后不和,树立了政治敌人,最终为王皇后集团所不容,惨遭迫害,其主要表现是:当年周亚父反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另外就是极力反对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为侯。
废立太子之事发生在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景帝封长子刘荣为太子,其母是栗妃,因此世人称之为栗太子。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景帝 后宫薄皇后始终无后,被废除皇后之位。于是,一场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开始了。在复杂而多变的环境中,王夫人同超人的手段和过人的能力,将竞争对手一一击 败,如愿以偿地进住后宫,成为景帝的皇后。随后,景帝欲废太子刘荣,改立王皇后之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遭到朝廷上下强烈反对。
景帝 固执己见,在大臣们的一致协议之下,老臣周亚父出面向景帝直谏,要求他保持皇统,废长立幼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景帝已被王皇后迷倒,对她百依百顺,根本听不 进周亚父的话。周亚父坚持自己的观点,跪地恳求,景帝却大声吼叫:“谁在敢左右自己的想法,当立斩之,以儆效尤。”见这局面,周亚父心中顿时透凉,认为景 帝已无可救药,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府去了。很快,栗太子刘荣被废,新贵胶东王刘彻被封为太子。这之后,景帝对周亚父产生恨意,更可怕的是,王皇后认为周亚 父是她生命航程中最大的政治敌人,很想先除之而后快。
本来,王皇后已对周亚父产生敌意,虽然还没到诛杀他的地步,但却时时在寻找机会 将自己的怒火爆发出来。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4年),周亚父正在事业的最高点,时任大汉朝丞相之职,可谓如日中天,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本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朝中出现一个玄机,让周亚父与的丞相之路走到了尽头。中元年间,窦太后听信王皇后的说言,决定请景帝立王皇后的兄长王信 为列侯。景帝一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涉及到国家法规和祖先的训言。开始,景帝认为自古以来,皇廷都遵行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 不得封侯。此时,丞相是军功大臣周亚父,朝廷大权全部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地位是高祖刘邦钦定的。为了防止出现纰漏,景帝决定与丞相周亚父商量一番。
景帝在大殿会见了周亚父,并说出了窦太后和自己的想法,周亚父显得很惶恐,忙站起来道:“陛下,先年高祖时曾立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 不得封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景帝见周亚父态度坚决,以高祖刘邦的盟约相威胁,就暂时打消了封王信为侯的念头。但他不甘心,一直在寻找封赏王信的机 会,以此来打破高帝时立下的“白马之盟”,清除军功集团在朝廷一手遮天的势力。以此为动力,景帝于中元三年,开始讨论封匈奴降王徐卢等为列侯之事。这次, 景帝是志在必得,借口如果不封降王徐卢等人为侯,很难看出大汉朝廷的气度,让更多的外族人投降。他不顾周亚父等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封徐卢等为侯。君臣之间 产生激烈冲突。周亚父在斗争中不能坚持,退出丞相之位。
由此开始,汉朝延续近50年的的高祖“白马之盟”被推翻,军功大臣们惶恐不 安。周亚父退出朝廷之后,景帝认为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中元五年,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久久搁置的事情——封王信为侯——重提提出。此时,再没什么执 行压力了,群臣的呼声只被景帝当成一种儿戏,不值一提。王信顺利被封为侯。景帝彻底将高祖的“白马之盟”打破。
正是以上两件事的发 生,让周亚父的政治道路变得极为狭窄。可能,废立太子事件上,周亚父与皇家走得过远,但还不至于得到整个皇廷。他是在捍卫大汉朝皇统和权威,受到大部分皇 族成员的支持,唯一树立起来的敌人是王皇后,而王皇后是景帝身边最亲密的人,所以周亚父的政治前途变得越来越微妙。王皇后开始酝酿情绪,与周亚父一搏。后 来,封赏王信事件又发生,这次真正触怒了王皇后和景帝,甚至是窦太后。在这种情况下,周亚父一人站出来与整个皇族作斗争,很有胆识,胆却没有政治考量。匈 奴降将徐卢的破格提升,让周亚父看到:景帝野心如虎,要断送军功大臣们的荣华富贵。
周亚父是军功老臣周勃的儿子,是不折不扣的军功二 代,即便第一代军功老臣全部离世,胆政府依然由于军功老臣的后代把持。因此,政府依然在军功集团手中,景帝前期,丞相的任免依然以所立军功大小为标准。直 到周亚父入狱,绝食死去,才宣告军功势力全面走下坡路。更可怕的是,在周亚父离世前后,景帝又做了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即废除刘舍丞相之位,改任卫绾 为丞相。
早在废立太子时,卫绾随同周亚父,极力反对立太子刘彻,但景帝今天又大胆任用他,说明景帝当年对废除栗太子一事并计较前嫌, 他真正的目标是废除军功集团控制朝廷的势力。此时,卫绾是个没有军功背景的大臣。可以说,任命卫绾为丞相,就是向周亚父、刘舍等军功老臣宣布对立。从 到申屠嘉,经历了10位丞相,除吕产之外,其余9人皆为高祖时代军功大臣,是实实在在的军功集团。申屠嘉之后,从陶青到刘舍,中间有一位周亚父,他们为军 功二代,能代表军功集团的延续力量,但刘舍被景帝强行废除之后,大汉朝出现了非军功集团出任丞相的新局面。
卫绾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非 军功集团丞相。也有人说,当年的吕产是非军功老臣,但他非刘氏江山嫡系部队中的将领,充其量算个吕氏政权中的军功老臣。因此,从萧何到申屠嘉,全部是军功 老臣;到陶青到刘舍,属军功二代,还未跳出军功集团的范围。但卫绾的上台,标志着军功集团的集体谢幕。这是景帝所期望的,在权臣当政近50年的情况下,军 功集团已严重挑战到皇权的权威。
在景帝的政治思想中,只有中央树立绝对的权威,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现在,皇家控制了朝廷最高行 政长官——丞相的任免大权,真正实现了“帝国制”的全面发展。中央政府权力严重受皇室牵制。以此为背景,景帝将中央集权制推行到各诸侯国。早在周亚父丞相 之职被废除之际,景帝下诏,“罢诸侯御史官”,开始插手各地方王国政治事务和人事任免制度;周亚父离世之时,景帝再次下诏,改诸侯王国丞相为“相”。
自从“七国之乱”爆发以来,诸侯王国出现一时的“独立危机”,紧接着,景帝实施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插手地方事务。到此时为止,大汉朝中央集权政治初见端倪。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历史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制”被确立和沿用。景帝的英名因此被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