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东山再起的范蠡

越国，齐海，陶地；谋士，相国，富贾。三种角色，三重人生，却在春秋时期一位叫范蠡的人身上，呈现出神奇的统一。“重农抑商”历来是古代中国的治国传统，故而历史上能征善战者有之，辅国效君者有之，但以商人身份名扬天下的却屈指可数。范蠡以布衣之身，不仅官至将相，位极人臣，更能果断转型，投身商海，确立好善行德的商人形象，丰富了商人文化。他的才学与经历已教人惊叹，他所奠定的“中华商道”更为后世传颂。

“中华商圣”“商人始祖”，这些赞美都是献给范蠡的。在各国争霸、战火连天的春秋时代，一介寒门之子往来于诸侯之间，全身保命已属不易，但他同时又做到达观知命，入仕可居庙堂之高，退隐又能富甲天下。纵观其一生，时时有巨变，处处有转机，在为与不为间，范蠡能够审时度势，善始慎终，每一步作出正确的选择。

从政与经商，是两个完全不同又彼此勾连的领域；权势与财富，更是世人追求渴慕的事物。有的人以权谋财，也有人聚财干政，而范蠡在世，做官时助越王勾践忍辱复国，做生意时又乐善好施，造福百姓。表面上看，范蠡实现了自身的最高成就，但究其事迹，才知他实则清心寡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私无我的善德之举。

从佯狂负俗到越国谋士

他以“蠡”为名，寄意于平凡的日常器具，似乎正预示他和光同尘的一生。

范蠡生于楚国宛地的一户贫寒人家，少年时以“楚狂人”自居，言行不为乡人理解。他却在一痴一醒之间，将天命、人事参详透彻。古时贤者在世，遵循着“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的原则，范蠡披发佯狂的低调生活，实因他心怀大志，等待出山的机缘。通过后面发生的故事，我们大抵可以猜测，他的志，是为君为民；而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天道人心。

范蠡终于等来了一鸣惊人的契机，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位知己——文种。文种同样是后来辅佐越王的谋臣，此时他身为宛令，四处寻访贤士。范蠡的怪异举止引起了他的注意，派小吏召见。谁知范蠡故作戏谑之态，蹲在路边作犬吠状。小吏见状，回禀范蠡是个疯魔病人。文种却会心一笑，他认为，士有俊贤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心对世界有独到的见解，外人却因无知诋毁他的名声。

文种亲自驱车拜访，愈发恭谨。有趣的是，范蠡先是有意回避，待看出他心诚意坚，才放下伪饰，向兄嫂处借来一套衣帽，迎接贵宾。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两人第一次见面，便是抵掌促膝，相谈甚欢的默契场面。史册没有留下具体交谈的内容，但可以相信，这一对好男儿心中，一个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已经成形。

两人结伴离楚，在江南一带游历，受到越国的礼遇，便怀感遇之心，尽忠君之事。有学者考证，范蠡入越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11年，正是他二十五岁左右的大好年华。此后，勾践、文种、范蠡，三个身份不同、性情迥异的英雄聚首越王宫，共同书写了春秋历史上豪壮感人的一幕。

吴、越两国历来间战事不断，自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兵败而亡，继任的夫差更将越国视为不共戴天的大敌。此时越强吴弱，夫差厉兵秣马准备复仇，勾践却在三年后，不听范蠡之谏，一意孤行出兵伐吴，不料惨败，受困于会稽山。越国生死存亡之际，勾践痛改前非，虚心向范蠡请教复国之策。范蠡献策有三：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从忍辱负重到东山再起

范蠡的三句话，在劝阻勾践伐吴时便已提出，看似玄虚飘渺，实则从传统文化中的“道”引申而来，无论治国还是经商，皆在此三句箴言统摄之下，是范蠡为人处世的核心原则。“持盈者与天”，“持盈”即在盈满的状态下保持长盛不衰。天地亘古存在，无所欲求，故能包罗万物，生生不息。对应到国家，君王若要长久保持国家富强，就要按照“不溢、不骄、不矜”的“天道”行事。虽然勾践初即位便战胜吴国，但与茫茫天地相比，不过是“蝇头微利”。才过三年，勾践便急功近利，欲将吴国一举消灭，自古骄兵必败，越焉无亡国之患？

“定倾者与人”，是说在助危持颠、救亡图存之际，主要从“人”的方面寻找转机。这句话正是保全越国的金玉良言。范蠡洞察吴国君臣之弱点，建议先委曲求全保存实力，再缓图强国之计。他说：

“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他让勾践忍辱负重，备厚礼取悦吴臣，进献宝物、美人取悦夫差，这样还不够，还要亲自到吴国称臣，消除吴人心中仇恨。

范蠡又做了一个更令人感佩的决定：他要随勾践和王后一同入吴为奴。吴越恩怨纠葛，此番入吴祸福难料，他却以异国谋士的身份，甘愿放下尊严和生死，陪伴勾践走过人生最黯淡的时光。入吴三年，越国君后淡衣素服，居住在宫中简陋的石屋，为吴王养马。在这对患难夫妻的身旁，总有一个高大的身影，任劳任怨，早晚出入皆遵君臣之礼。吴王见之感佩，欲召为大臣。范蠡断然辞谢：

“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

他更劝吴王，若自己对越国不忠不信，您又为何要重用我呢？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面对选择，他更看重忠义与信诺，他忠于越王，更是忠于万古不变的天道。

越国之外，君臣一心，三年如一日谨言慎行，终于感动吴王，得以归国；越国境内，文种助王监国，暗中强大国力。勾践吸取前车之鉴，卧薪尝胆，立志复国。复国，须向“节事者与地”汲取智慧。地与天同在，广博无边，不偏不倚，为万物自由生长的空间。节事即行事有节制，合乎一定的准则，这个准则就是“地”的规律。若要复国，必须依靠土地的帮助。而具体的措施，勾践采用范蠡老师计然的计策。

从十年生聚到一雪国耻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计然之策，重点有七：

第一，知道要打仗，就应加强战备。同样，了解人们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商品就可实现流通。

第二，农业依据五行规律有丰歉循环，应根据收成的变化，预测粮食市场。

第三，天旱时，车马紧俏，应收购船只；洪水暴发时，船只畅销，应囤积车马。反其道而行，才有市场竞争力。

第四，价格调控。粮食价格过高，商人损利；粮食价格过低，农民损利。因此商品价格的涨跌都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做到农末俱利。

第五，务完物。保障商品价值。

第六，无息币。确保商品流通。

第七，物极必反，在商品价格昂贵时卖出，要像抛弃粪土一样毫不怜惜；价格低迷时购入，应像珍惜珠玉一样珍惜。

勾践谨遵教诲，越国的经济和兵力迅速恢复。范蠡后来经商，也正是依此实践而致富。

归国四年后，勾践急于起兵，范蠡则认为时机不到，“强索者不祥”。勾践再次显露急功近利的心态，几乎每过一年便要催问范蠡，甚至大发雷霆。范蠡既然为越国负责，便不会为君威所动，每次都力陈得失利害，苦劝勾践忍耐。

彼时的吴王不复早年励精图治，多年下来耽于享乐，君臣离心，吴人多受其苦。公元前484年，夫差赐死伍子胥，自毁长城。二十年磨一剑，终于到了越国中兴的时刻。两年后，吴、晋会盟于黄池，范蠡料定时机已到，立即劝越王兴师伐吴，吴师大败。历经数年之战，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成功灭吴，一雪国耻。“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说的就是勾践复国的壮举，而劳苦功老的大功臣，当推范蠡。

越国声威大震，也到了范蠡退场的时刻。

从功成身退到白手起家

当越人沉醉于扬眉吐气的喜悦时，当越王向范蠡许诺“与子分国”时，那位曾以“一痴一醒”为乡邻所不齿的楚客，又做了一件让人看似疯傻的举动。范蠡在越国国力鼎盛之时，拒绝一切高官厚禄，功成身退。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用于复兴越国，此时他华发渐生，为何超然避世，甘愿舍弃应得的富贵？

再看他临行前，还向老友文种留书一封，劝他辞官。他说越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并告诫他：

“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范蠡了解自身，也了解越王、吴王、文种，故而从结交文种、忍辱事吴、翩然归隐，再到劝善好友，他早年助越成就的一番霸业，离不开他对“人”的把握。在退隐这件事上，他了解越王为人，故选择全身而退；他了解文种为人，故劝他放下名利。同时，他亦深谙“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之道，他在越国居功至伟，甚至是功高难赏。他自认在辅佐越王、建功立业的事情上，人生运势极盛，再发展下去或恐是由盛而衰。既然他本非贪恋权位之人，既然功德圆满，为何让自己为功名束缚？

一柄宝剑，冰冷了一代忠臣的热血，文种终因功高震主遭勾践猜忌，含恨而终。一叶轻舟，承载着一名隐士的逍遥，范蠡携带家眷浮泛于五湖风烟，再次开辟新的人生。此后，越国不再有范蠡之名，齐海畔却多了一位自名“鸱夷子皮”的平民。

鸱夷子皮，简单地说就是“酒囊皮子”，用时可以盛酒，不用时可折叠收好，随身携带。范蠡更名，沿袭本名生活器具的特点，又暗含能伸能屈的深意。他与家人在齐地安家，无所依傍，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史书记载，范蠡父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很快积累千万财富。何也？他曾说：“计然之策，当初越王才用了一半就可兴国，现在我就把它用在持家上吧。”计然的妙计，于君可富国强兵，于人可积聚万金。原来，他致富的秘诀源出计然七策，他将老师计然传授的经济理念用于家族经营，遵循商道法则，故而成功实现从谋士到富商的转型。

从鸱夷子皮到陶地朱公

范蠡做事，素来不畏劳苦，亲力亲为，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感染身边人。二十年前，他力主忍辱复国，君臣同心，用经济复兴国家；二十年后，他自力更生，父子同心，用经济再次振兴家庭。天道酬勤，这也是范蠡一生多次获得成功的原因。

发家致富的范蠡再次引起齐王的注意，齐王闻其贤，欲召他为相。命运似乎总是垂青范蠡，无论身居何处，也无论以何种身份生活，范蠡总会受到国君的重用。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他认为，在家有千金财富，在朝官至卿相，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极致了。他此时辞齐王，与辞越王相仿，他在国中名声渐盛，对君主或许会成为威胁，对自己也有盛极而衰的顾虑。因此他归还相印，婉拒齐王的美意。之后，他散尽家业，分给亲友，带着家人和必需的财物潜行而去。

范蠡辞官散财，再次把自己的所有抛在身后，不惜以年迈之身，再次复兴范氏家族。这一次，他选择了陶地（今山东菏泽），并改名“陶朱公”。迁居陶地，看似随遇而安，却是他有意选择：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其次，陶拥有强大的交通优势，方便与各诸侯国车旅往来。陶地周边，皆是春秋时期的富强国家，如东边的齐国盛产布帛、海产，北边的赵国多枣、栗，南方的邹国、鲁国盛产桑麻，这些都是范蠡可资利用的货源。

“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是后人总结的范蠡致富的经验。他做生意，买进卖出都等待最佳时机，并且提倡薄利多销的原则，只收取一成利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范蠡经商，继承计然七策，也始终坚守自己所说的“持盈者与天”。作为商人，他遵循天道，能够从金钱的盲目追逐中超脱，保持清心寡欲的淡泊精神，决策时方能从容理性。他决不为一时小利而蒙蔽心智，而是把目光看得更长远，也让他能够长久拥有财富而不衰败。

事实上，范蠡经商，并不局限某一产业，而是纵观天下局势，选择最适宜经营的，并通过艰苦奋斗去实现它的最大价值。史书中记录的行业就有农业、畜牧业、渔业、盐业、制陶业等，范蠡还有一部《养鱼经》传世，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养鱼文献。

从三致千金到富好行德

他聚财，却不吝财；他致富，更怀造福他人的慈悲之心。陶朱公在陶地经营十九年，三次致富，又三次仗义疏财。到年老力衰之时，他更敢于放手，把财产全权交付给子孙打理。真是应了李白的那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陶朱公真出尘高士也！或许有人疑问，范蠡为何聚财又散财，让辛苦挣下的基业付之东流呢？

范蠡看待聚与散，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天下大势，合久必分，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要散去。这样，天地、世界才能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一个人积累过多的财富，很可能引起国家经济的失衡，而人在其中，怎能不受影响？故而范蠡从政或者经商，时刻用天地间的“平衡法则”来约束自己。古人通常把财富比作流水，财富流通之道亦如水之道。水滴会汇聚成江河，最终要向前流淌，汇入海洋，否则就成了一潭死水。范蠡深谙此道，他的财富离不开各国各地百姓的贡献，所以他将财富还之于民，送给更需要的人，正是善德之士的明智之举。

范蠡不仅富好行德，待人更是毫无私心，希望天下人都能拥有殷实的财富。鲁国有位穷困潦倒的书生，号为猗顿，他仰慕范蠡的德行和才学，向他虚心求教。面对这位初次会面的年轻人，范蠡怀着拳拳慈爱之心，将他的经商理念倾囊相授，并根据他目前的状态，为他量身打造致富秘方。猗顿缺乏资金，范蠡便教他经营畜牧业，先豢养少量牛羊，待其繁衍壮大，便得财富。他遂迁居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在一块水草丰美的湿地上创造了人生的第一份财富。

范蠡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他的财富，助他多行慈善；而他的善行，又为他带来更大的福报。在商与德的把握中，他更注重以德养商，不因商废德。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至今可资借鉴的传奇人生，更有那顺天修德的商业伦理观，树立了商人，树立了德商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