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之以七千之众连下魏三十二城的逆天战绩是真的吗？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随着这两句极拉风的童谣，只带着七千白衣白袍的将士转战千里，攻32城，所在皆克，历47战，所战皆捷的陈庆之，完成了孤军千里杀进洛阳城的壮举，创造了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战例。据说老毛当年重读《陈庆之传》，都忍不住又圈又点，加批注曰：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这个原本在史籍上默默无闻的名字，如今在网络上已经堪比大神，被冠以“被历史所遗忘的不世名将”、“七千人战胜五十万的绝世高手”、“东方的汉尼拔”等等称号，其名声，更因为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奔流》而更加广为人知，网络上未加详细考证的陈庆之北伐神话说法也越来越离奇，一些历史菜鸟偏听偏信，也不断地加入吹嘘行列，致使陈庆之的北伐神话以讹传讹愈来愈离谱。

在这股网络造神运动的背后，陈庆之展现给我们的，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实力，抑或仅仅只是一堆虚假的泡沫？

（一）千里北伐

1、乘虚陷城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我需要指出的仅仅是陈庆之所面对的对手军队数量的问题。从《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上的记载来看，陈庆之这一路走来，手头仅仅七千人马，而他所先后面对的敌军军队总数合计多达五十万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他则通通加以击败，甚至出现某次战役“以三千人将三十余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这样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首先为什么陈庆之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跟北魏朝廷的应敌策略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自六镇起义以来，整个国家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中。往往一股起义军刚刚扑灭，另一股规模更大的起义军就又生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杲为首人数“逾十万”的起义军。

要先对付哪个呢？由于北魏朝廷的第一号人物尔朱荣此时正在朝外征剿流民，朝廷中缺乏一个强有力又眼光深远的人物来主持决议这种大事。二号人物元天穆只好召集一帮人来进行讨论，在经过多轮廷议之后，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七千人）”，而邢杲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因此，北魏朝廷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虽然，当时也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反对，行台尚书薛`认为：“邢杲的兵众虽然很多，但属于鼠窃狗偷之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元颢属于帝室近亲（跟此时的北魏皇帝元子攸是堂兄弟关系），况且又打着‘义举’的旗号，他这边的形势更难预测，应该先对付他。”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人的反对之声中。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了），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元颢（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诞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三十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

如《资治通鉴》记载：陈庆之先攻克梁国城，梁国城的北魏守将丘大千有七万人马，他修了九座城池以拒陈庆之，但陈庆之很快攻克其中三座，丘大千放弃守卫，遂投降。接着，陈庆之兵锋转向考城的北魏济阴王元晖业，元晖业手中有两万羽林兵，这座城又很快轻易被陈庆之攻下，元晖业被生擒。

最夸张的一战出现了，由于陈庆之护送的元颢在睢阳城南称帝，北魏朝廷不得不对他们投以加倍的关注，加上东边的邢杲已经平定，原本负责处理邢杲的北魏统帅元天穆、尔朱兆相继掉转马头南下共同对付陈庆之。于是，当陈庆之要攻克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时，“三十余万”的援兵在元天穆、尔朱兆[注1]的带领下也即将杀来，陈庆之的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但陈庆之胆大无比，立刻决定发动强攻，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以损失本方五百士兵的代价攻克了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随之，元天穆、尔朱兆的援兵到达荥阳城下后，陈庆之不顾之前攻城的劳顿，立刻亲率区区三千骑兵出战，将三十余万的北魏援军杀得丢盔弃甲而去。

随之，陈庆之攻克了虎牢关，洛阳震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仓皇出逃，“北巡”去了，将国都洛阳城让给陈庆之护送的元颢。自此，陈庆之完成了以七千人马千里转战，杀进洛阳城的军事奇迹。

算下来，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陈庆之仅靠七千人马，先后击败了丘大千的七万、元晖业的两万、杨昱（荥阳守将）的七万、以及元天穆尔朱兆两人的三十余万，合计起来，陈庆之的七千，击败了将近五十万的北魏军队。而且这四战之中，只有对阵元天穆尔朱兆一战属于野地骑兵交锋，其余的，都是军事史上向来被视作畏途的围城攻坚战，众所周知，攻城战向来是军事上最难的，孙子兵法都说攻城的兵力至少是守卫的十倍才比较有胜算（十则围之）。

这般战绩，听起来简直骇人听闻。

在为陈庆之摇旗呐喊的人群之中，对于陈庆之如此夸张战绩所作的解释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陈庆之所统的军队具有不可思议的战斗力，故此总能创造以少败多的军事奇迹，但是对于这种战斗力的来由，却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明白；

二、这支军队的统帅陈庆之指挥能力牛逼无比，因为陪梁武帝下了几十年棋，胸中自有乾坤方略故能百战百胜。

当然，以上解释都是建立在南朝史书的记载一概准确的假设上的，即陈庆之的原始兵力的确只有七千，而他北伐路上所击败的北魏军队加起来接近五十万之巨。

关于陈庆之的原始兵力，只有七千，我想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不仅南朝方面如此记载，北朝方面的史料也没有多少疑问，如《魏书.元颢传》记载：“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洛阳伽蓝记》也记载，在北魏着手准备反击之后，已经经历多次战斗的陈庆之手下损失到只剩下“江淮子弟五千”，那么原始数字有七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陈庆之所击败的北魏军队数量，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2、北魏军队的数量

《资治通鉴》上所引用的北伐路上陈庆之的战绩数据多来自《梁书.陈庆之传》或《南史.陈庆之传》：

睢阳的丘大千七万，考城的元晖业两万，荥阳的杨昱七万，这三个数字，《梁书》与《南史》是一致的，只是，在荥阳城外围击败援军一战的数字上，两边有异同之处，而且均出自陈庆之之口。当时的情况是：白袍军在荥阳城外，荥阳城内有杨昱的“七万”大军守卫，外围大批的北魏援军正在赶来，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陈庆之为了鼓舞士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援军到来之前先攻下荥阳城，于是发表了一通鼓舞士气的话，对此，《梁书》和《南史》分别如此记载：

“……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梁书》）

“……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南史》）

这里陈庆之口中的“虏众”、“贼众”就是指元天穆的援军，其数量不管是三十余万还是四十余万，都是令人感到恐怖的。

但是，由于《魏书》等北朝史料在军队出征方面经常缺乏军队数量的记载，故此给我们的考证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旁证加以考察。

在陈庆之冒出之前，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上演了一次以少击多的传奇战绩。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以七千人，击败流民葛荣的百万大军。

葛荣号称百万大军，这个数字有虚夸，那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细察一下仍可以发现至少有几十万之巨――这是可以考证出来的，因为这支军队的来源是六镇叛兵，这些叛兵本来是北魏屯驻在北境用来防备柔然的，数量庞大，被裹挟入这场大叛乱中后又各自拖家带口。这支军队在葛荣的手上被尔朱荣所败后被收编，经过几次辗转，后来又落到了高欢手里，成为高欢起家的资本。期间，曾因被尔朱荣所在契胡部落欺凌，不得聊生，因此闹事不断，先后暴动二十六次，被诛夷过半，但到了高欢手里，仍有二十余万。高欢正是凭借这一支力量，对尔朱氏反戈一击，并开创北齐王朝的基业。另外，这支军队还有很小一部分则落到了宇文泰手里，成为北周王朝起家的根基。故此，追溯源头，在葛荣手上，说这支以流民为主且拖家带口的军队有几十万是丝毫不夸张的。

尔朱荣击败葛荣所用的军队数量是多少呢？《资治通鉴》上说的是七千，这个数字来自《魏书.尔朱荣》传，但同样是《魏书》，孝庄帝纪里对这件事的记载却是七万，两者相差十倍，到底哪个数字才是准确的呢？

对这件事，学者朱大谓在其著作《六朝史论》的“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一文里做过考证，他认为孝庄帝纪里的七万才能与《魏书》这本书其他地方的记载相符合。

这就是说，尔朱荣是以七万，击败了拥兵几十万的葛荣。

就算是对付几十万之巨的葛荣，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只出动得了七万军队，那么，在他带着精兵在外征讨流民期间，且朝廷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带着高欢、尔朱兆、费穆一干精锐出征山东的情况下，对付只有区区七千之众的陈庆之，北魏如何拿得出来动辄七万八万，甚至三十余万的军队去与其交锋呢？

再者，陈庆之所攻克的第一座要城是梁国城，当时梁国城的守军据南朝史书载是七万，可是考察《魏书.地理志》，梁国城所在的梁郡，全郡人口数据仅仅为“户一万三百五十九，口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五”，一个全部老百姓加起来才不过两万多的小小州郡，其郡治城池必然也与此人口数相配合，如何容纳得了七万的大军驻扎？

很明显，南朝史书完全是吹牛不上税，夸张至极！

但是北魏的兵力到底是多少呢？这一切，如今已经成了历史之谜，无从探查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我认为，《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我仅仅是要强调，他所面对的敌军数量十分可疑而已，这个，正是我们看史书所应当持有的怀疑精神。

如果，非要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将北魏军队的数量单位由“万”换成“千”，虽然也未必十分准确，但至少，要更靠谱一点。

（二）史料来源辨析

这种动辄几万几万大军出现，甚至如陈庆之口中“虏众三十余万”相继来战的现象，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

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是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四分之一强。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涉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的，共有四部正史，分别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这四部书之中，《宋书》和《南齐书》都是由陈庆之所生活的梁朝人撰写，《梁书》和《陈书》的作者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其中姚察曾经生活在梁朝，姚思廉则跨越数朝，一直生活到唐朝，这对父子可谓梁朝遗民，因此，他们所写的史书里头暴露出不少问题。

涉及北朝历史的史书有《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等，其中《魏书》是论述北魏历史的史书，而北魏后期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因此《北齐书》主要的便是论述东魏北齐的历史，相应的，《周书》主要的便是论述西魏北周的历史。而《魏书》是此次陈庆之北伐事件的第一手记载，《周书》和《北齐书》也有一程度的涉及。

在上述史料之外，唐代的李延寿又分别撰写了《南史》和《北史》两部史书，其内容，与上述诸史书大同小异，但也有不少地方可以与这些史书相互佐证或者提供补充。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是麻烦得很，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辩，难免产生一些谬误。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在护送元颢杀回洛阳之前，陈庆之已经在南朝军队中崭露头角，如初上战场，他就曾创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记录，对这段记载，《资治通鉴》采用《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十万，变成“以2000战胜对手十万”。而在对头《魏书》里面，人家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如果我们详加考辩，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隐讳现象十分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廿二史札记.卷九.宋齐梁陈书》，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另外梁朝的很多丑事，“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梁书》也一概给予隐匿不载（这些事后人是从《南史》等书上看到的详细内容）。

这类情况，在《梁书》中比比皆是。

但是，南朝史书不可靠，北朝的史书似乎也说不上干净，作为北魏一朝正史的《魏书》，在其刚成书不久就引发极大的争议，不少人将这本史书骂作“秽史”，原因是《魏书》的作者魏收是一位人格有污点的史官。魏收生活在北齐时代，在撰写《魏书》之时，很多北魏时代人物的子孙还活着，甚至有些人干脆活着进入魏收的书中，而北齐皇帝高洋曾给魏收做过性命承诺：“放开去写，我终究不会学魏太武帝杀崔浩那样杀史官。”

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承诺，让魏收不仅敢于秉笔直书，甚至还敢借著史收受贿赂，他曾说过一句很嚣张的话：“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将个人的喜好体现于史书撰写之中，用不动声色的春秋笔法对人物进行褒贬，收过钱的，就往其祖上贴金，不给钱的，就动几个手脚让后人对其留下不佳的印象。

可以说，作为南梁与北魏两个朝代的正史，《梁书》与《魏书》是我们考察陈庆之北伐经过的第一手史料来源，但是这两本书却不同程度存在各种隐匿、浮夸的毛病，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从中辨清真伪，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呢？

在军事方面，如果对比两边的史书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都存在对战绩的浮夸现象，但《梁书》喜欢无限扩充所击败的军队数量，《魏书》则经常出现小小一仗就俘虏几十个有名有号的南朝将军的记载，就是一个喜欢吹歼敌数，一个喜欢吹斩将数。如《魏书.岛夷萧衍传》记载：在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中，魏军将领王足一次性就斩杀了梁朝鲁方达、王明达等三十余位将领，但所俘虏的南朝普通士兵却只有两千五百人。钟离大战前，魏中山王元英又曾获得“斩将二十五人，首虏五千”的胜果，另一位北魏名将邢峦则有“斩其大将蓝怀恭等三十余人”的记录。

被北魏所斩的南朝将军，很多人在北朝史书里都是有名有姓有爵有号的，但在南朝史书里，这些人绝大多数根本连名字都找不到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梁朝的确存在滥封将军之号的现象，二是《魏书》往往笼统地将低级校尉之类小官也列入斩将数字里，就变成虚夸了。其实，按照《魏书》里兵力和将领数的比例，如王足斩杀三十将，俘虏小兵两千五，平均下来，这三十员将领每人领兵数额连百人都不到，这些所谓的将领，顶多也就是个小分队队长、小军头罢了。

两相比较而言，在军事领域，《魏书》比之《梁书》，还算比较实诚，在军队数字方面至少更靠谱一些，在大多数场合，《魏书》所记载的斩杀南朝军队数字，通常在几千左右，甚至一两百人的情况也常出现。特别是对于千里挺进的陈庆之，《魏书》没有讳言对方军队数的确只有数千，没有浮夸对手军队数以给己方的失败寻找借口，这点，是很值得尊敬的。

因此，在兵力数字方面，我们尽可以相信《魏书》的记载，而只将《梁书》当作一本玄幻小说来读读更可靠一些。

至于尔朱荣击败葛荣所用兵力数，《魏书.尔朱荣传》里将七万写成了七千，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作者的笔误或者在史书流传过程中出现抄写错误，因为倘若作者要作假，他不大可能还在别的地方指出尔朱荣派出了七万兵力给人造成口实。

好吧，认清了这个现象，我们下面来做更多的考证。

（三）荥阳城外围一战之质疑

陈庆之的北伐，从梁魏边境开始，直至进入洛阳城，这一路走来，一共打了四仗，其中最夸张的当属最后一仗，也就是在荥阳城外围以“三千破三十余万”的神话战绩，这个三十余万的数字来自《梁书》，但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可怕了，升级到了“三千对四十余万”，真个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牛皮随便吹，卫星满天飞！

且不说这个兵力有多夸张，就算元天穆将所平定的邢杲十来万流民全部纳入自己麾下，也不可能凑够三十余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战。先考察一下这件事本身的真实性。对于其他三战，北朝史书都直言不讳，虽没有提及本方的兵力，但对于战事的结果都有记录，如《魏书.孝庄纪》载：元颢攻陷考城，执行台元晖业、都督丘大千。这是针对南朝史书所记载的破丘大千、擒元晖业的战事而言的。《魏书.孝庄纪》又载：元颢陷荥阳，执杨昱。这是针对攻破荥阳城生擒守将杨昱一战而言的。

但是对于南朝史书所记载的攻克荥阳之后旋即出现的“三千破三十余万”的战事，北朝史书根本没有半点提及。

首先，这个南朝史书里所出现的统领“三十余万”大军的统帅乃是先前正在山东征讨邢杲的元天穆，但在北朝史书里面，元天穆根本没来得及跟陈庆之交手，洛阳就已经失陷了，如《北史.卷四十一杨宽传》载：（杨宽）以都督从太宰、上党王元穆讨平邢杲。师未还。属元颢入洛，庄帝出居河内。天穆惧，集诸将谋之。宽劝天穆径取成皋（虎牢），会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宽与尔朱兆为后拒。寻以众议不同，乃回赴石济。

可以看得明白，元天穆的大军虽已平定邢杲，但“师未还”，还没来得及回来对付陈庆之，元颢已经在陈庆之的护送下进入洛阳城了。因此，这个“陈庆之以三千对阵元天穆三十余万”的战事是否真实存在本身就是个疑问。

无论是《魏书》还是《北史》，均没有提及在进入洛阳城之前元天穆曾与陈庆之交战的记录。

据本文开头我们所分析的，陈庆之进军之初，在头号权臣尔朱荣不在朝的情况下，元天穆召集北魏朝臣廷议要先对付邢杲还是陈庆之的时候，在众人的压力下，元天穆决定等对付完了邢杲之后再回头来对付陈庆之。

元天穆出师所带的主要将领除了上文提及的杨宽，还有几位不得不提，他们分别是：未来北齐王朝的开创者高欢、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曾劝说尔朱荣发动河阴屠杀的费穆等。分别考察这几个人的传记，除了上文引用的杨宽传之外，尔朱兆与高欢的传记里均无提到在陈庆之进入洛阳之前曾与其交战的记录，只有费穆的传记里提供了一些信息：

《北史.费穆传》如此记载：（费穆）与大将军元天穆讨平邢杲。时元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将击颢。穆围武（虎）牢，将拔，属天穆北度，既无后继，穆遂降颢。

《魏书.费穆传》也差不多类似记载：（费穆）与大将军元天穆东讨邢杲，破平之。时元颢内逼，庄帝北幸，颢入京师。穆与天穆既平齐地，回师将击颢。穆先驱围虎牢，尽锐攻之。将拔，属天穆北渡，既无后继，人表离沮，穆遂降颢。

这里也很清楚，是在元颢已经进入洛阳城之后，费穆才发兵去围困虎牢，荥阳城外围那一战，这里根本没有提到。

综合北朝史书的记载：在元颢进入洛阳城之前，元天穆所部并没有人与陈庆之交锋过。

是否北朝的史书故意隐匿了这件事不予记载呢？

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首先，如此重大的战事，北朝史官可以将损失记载严重缩水，或者隐去元天穆的兵力不载，但不可能全无提及此事；其次，元天穆是否有如此多的兵力本身绝对是个疑问；再次，从其他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可以判断，元天穆在陈庆之进入洛阳之前，根本没有可能与其交战。

在南朝史书里面，元天穆不仅与陈庆之交战，而且交战的结果是“单骑获免”，也就是说，元天穆的“三十余万”大军要么被消灭、要么临阵投降、要么都溃散掉了，元天穆跟尔朱兆都成了光杆司令狼狈逃跑，那么在元颢进入洛阳之后，手头无兵的元天穆等人根本就别想有再次进兵洛阳的念头了。而北朝史书的记载，元天穆在元颢入洛之后，还分别找多人商议，立刻进攻洛阳的策略是否正确，试问，如果真成了光杆司令，元天穆还能有此底气吗？

如上文引用的杨宽传内容，元天穆在洛阳失陷后“集诸将谋之”，商讨对策，杨宽给其建议“径取成皋（虎牢），会兵伊、洛”。另外元天穆还曾咨询于“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是直接朝洛阳进攻还是追随孝庄帝北渡，温子升给其的回答是：“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讨之，必有征无战。王若克复京师，奉迎大驾，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魏书.温子升传》）与杨宽的建议类似，都是劝元天穆趁元颢刚到立足未稳，进军洛阳，否则，若追随元子攸北渡，则形势大变，未可预料。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元天穆对这条建议“善之而不能用”，仍然放弃进攻洛阳，北渡追随孝庄帝而去，但是毫无疑问，元天穆手中必定握有雄厚的实力，否则，若果真元天穆已经被陈庆之打得单骑而逃的话，这些手下如何还能提出这些进攻的方案供其参考？

在对付邢杲与对付陈庆之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元天穆没有听从薛`的意见，事后只得懊恼地跟他赔罪：“不用君言，乃至于此！”；而在元颢入洛后是引兵攻击洛阳还是追随仓皇出逃的北魏皇帝的问题上，元天穆没有听从温子升的话，事后又只能作出相同的悔恨举动，碰见温子升就跟他说：“恨不用卿前计！”

可以断定，两次的情况是一样的，元天穆在面临同样局面的情况下做出同样错误的选择，元天穆并无带领三十余万大军被陈庆之三千人击溃的惨败，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荥阳城外围的那一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史书记载的原则是，可以夸张、可以隐匿，但要无中生有凭空添加一件事，大概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是干不出来的。那么，南朝史书却又记载了元天穆统帅三十余万大军在陈庆之进入洛阳之前与其交战的这件事，当作何解释呢？

我就此做一个合理范围内的猜测：由于当时陈庆之连下几座要城，进军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元天穆此前的估计，而且兵锋已经逼近国都洛阳城的外围堡垒荥阳。因此，大急之下元天穆应该是派出了一支数量不详的援军赶去救援荥阳，但因为邢杲刚刚平定，元天穆也抽不出太多的时间和人手，因此援军数量必然不多，撑死也就几千人。

这种猜测从南朝史书上也能得到印证，如《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元天穆）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即尔朱兆）领胡骑五千，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援杨昱。《南史.陈庆之传》亦载：（元天穆）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

在两处都有提到元天穆派出了先锋援军。而这支援军虽然不是元天穆亲自率领，但必然打着元天穆的旗号，因此，元天穆的名字作为领兵将领出现在南朝史官的文字记载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几千人的援军，被陈庆之三千人轻易击败，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规模不大，被北朝史书轻轻一抹，给隐匿了，但到了南朝那边，南朝史官秉承在陈庆之北伐这件事上牛皮可劲吹的传统，直接给写成三十余万甚至四十余万了。

当然，如果还要更深入一点猜测的话，之所以南朝史书敢于将此事牛皮吹上天，也有可能是被迷惑的结果。很有可能，元天穆派出的这支援军在进军之前为了给围攻荥阳的南朝军队造成心理上的震撼，故意广张旗帜，遥作声势，并用北朝骑兵常使用的疑兵之计在马尾上挂树枝拖行，造成烟尘迷漫的效果，给人一种几十万大军正在奔来的假象。所以，陈庆之在现场给本方士兵调动士气的演说里就出现了“虏众三十余万”甚至“贼众四十余万”的话语了。

因此，白袍军进入洛阳之前的荥阳城外围一战，南朝史书上“陈庆之率三千人将统帅三十余万大军的元天穆打得单骑而逃”的真相是：陈庆之只是击败了元天穆派出的少量先锋援军，元天穆本人并没有到达荥阳城下与陈庆之交手。孝庄帝元子攸北逃后，陈庆之与元颢入洛，在此情况下，元天穆根据杨宽的建议曾试图进攻虎牢，但面临回军来战的陈庆之，元天穆立刻调整战略，北撤追随元子攸而去。

（四）为陈庆之正名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将陈庆之请下了神坛，其北伐路上的战绩充满了水分――但是，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是：将陈庆之请回神坛，其能力，仍然具有神一般的不可思议性。

陈庆之的北伐，以进入洛阳城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百战百胜，但战绩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南朝史书鼓吹起来的；第二个阶段，进入洛阳城后，北魏反扑，陈庆之渐渐走了下坡路，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陈庆之的牛叉之处。

对陈庆之，我们故意要对他采取先抑而后扬、先贬而后褒的手法，为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更加凸现陈庆之作为被历史所遗忘的一代名将之超人能力。

陈庆之的兵力

首先，我们要确保能了解陈庆之的前后兵力。下面要考证的是：陈庆之的兵力（指汉人军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补充，陈始终带着那支原始兵力只有七千的白袍队在战斗。

北伐路途中，陈庆之的兵力是否曾得到过补充呢？如果要补充，有两个途径：一是梁朝派援军，由于元颢的阻止，梁朝并没有派援军前来，因此这点可以排除；二是就地征发补充，就是将所攻掠下的地盘上的青壮年拉壮丁，根据下文考察结果，很有可能是没有或者仅有极少量的此种补充。

攻下荥阳城的过程则让这七千人死伤五百余人，而此前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这从梁军将领的话语中可知，攻下荥阳城之后，陈庆之手下梁军主要将领集体跪倒在元颢面前请愿：“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他们请愿的目的是乞求元颢能同意处死荥阳城守将杨昱及其手下一干将佐，而且这条史料出自《魏书.杨昱传》。

进入洛阳城后，元颢开始显出小人得志的迹象，猜忌起陈庆之来，而梁军将领之中也有人暗怀异志，陈庆之的副将马佛念曾劝他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理由是“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梁书》），这里“南人”当是指陈庆之所带来的梁军，也许还包含了少量原本就沦落在洛阳的南朝人，但“羌夷”当作何理解呢？

这句话在《南史》里则是如此记载：洛下南人不出一万，魏人十倍……

“南人”不到一万，“羌夷”或者“魏人”是其十倍，也就是不到十万的规模了，那么这些人是指洛阳城的总人口呢，或者是居住在洛阳城的非汉族人口呢？还是指驻扎在洛阳城的北魏军队呢？

首先，显然不会是指总人口。因为最原始的记载《梁书》里面明确给出定义，是“羌夷”，当时的洛阳城，人口组成包括汉人和鲜卑等胡族的民众，既然有指出是“羌夷”，自然不能将汉人也计算在内，而且洛阳城的总人口数也远不止十万。

洛阳城的人口，在534年被高欢强迫迁都的时候是四十万户，按照通常每户平均五口人的算法，总人口当在两百万左右。陈庆之入洛则是529年，相隔5年，这其间洛阳曾因孝庄帝诛杀尔朱荣，尔朱氏集团其他成员率军反扑洛阳大乱而导致人员大流失，人口当只会少不会多，因此，陈庆之入洛之年洛阳人口当还是在两百万以上。

那么，“魏人十倍”中的“魏人”，到底指洛阳城内非汉族常住人口还是指驻扎在洛阳城内的非汉族军队呢？如果是指非汉族常住人口，那么这些人应当包括建立北魏的主体民族鲜卑人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但光是鲜卑人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北魏都城洛阳有个“四夷馆”，专门用来安置前来归化的四夷人口，包括柔然、高句丽、契丹、羌、吐谷浑等北魏周边的少数民族人口，光是这些人就“万有余家”，按照每家五口的平均数字，这些人的数量就达到五万之多。而作为北魏主体民族的鲜卑人，自然更不会少，总体而言，当时洛阳城内的非汉族人口，至少也在几十万以上。

因此，南朝史书陈庆之传中的“魏人十倍”中的“魏人”，我觉得应当指元颢称帝之后招徕的北魏军队。因为逃跑的元子攸是单骑出逃，什么都没有带，那些禁卫之类的当还留在洛阳城内才是，而且荥阳失陷之前元子攸曾在短短四天内连续下了三道临时募兵令，这些临时招募到的士兵还未派上战场荥阳就告失陷，这些人元子攸也没有带走，再加上一些仪仗队、京城治安人员之类，洛阳城的新主人元颢要弄出几万的人马当不是难事。

也就是说，占据了洛阳城后，称帝的元颢名下军队有陈庆之所带来的“不出一万”的汉军和十倍于汉军的胡族军队。

而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反攻之后，萧梁所立的元颢政权很快岌岌可危，尔朱荣派其侄子尔朱兆偷偷渡河击败为元颢守硖石的元延明，“（元）颢所部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此处的“江淮子弟五千人”，毫无疑问，就是陈庆之最初带来的那些人，七千人已经损失至只剩下五千，可见汉兵一直是没有得到有效补充的，只能越打越少。

可以得出结论：陈庆之从梁朝国境发兵，至进入洛阳城，兵力基本上是没有得到补充的；进入洛阳城之后，因元颢称帝所带来的号召力，可能亦招揽到了一定数量的北魏军队，但这些军队陈庆之很有可能根本指挥不动。从后面发生的战事来看，陈庆之依然只能指挥数量在“数千”左右的军队，当还是原始的白袍军无疑。而元颢称帝之后招揽来的北魏军队，指挥权只在元颢之子元冠受以及北魏安丰王元延明等元颢的亲信手中。

也就是说，从北伐开始，至最后失败，陈庆之始终指挥原始兵力只有七千且不曾得到过补充的白袍军在战斗。

重回神坛

白袍军入洛之后，北伐进入第二个阶段：北魏孝庄帝逃到黄河以北，北魏举国震动，核心人物尔朱荣、元天穆纷纷带着勤王兵马前来会师，发动对元颢这个北魏眼中的“伪政权”的反击，由于对手实力增强和本方内讧加剧，陈庆之渐渐力不能支，在仍然取得了多次重要胜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七千白袍军全军覆没，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梁朝。

北魏主力反扑之前，陈庆之还曾逆着当初北伐路线打回去了一遍，原因是他们一路走来，虽然攻城略地，但兵力实在寡弱，一旦主力继续朝前开进，后方那些原本已经攻克的要地很快又重新落入北魏手中。如陈庆之北上第一战攻克的梁国城，转眼就被魏将崔孝芬和刁宣夺回，守城的三千将士（应当非白袍军分出来留守）被俘虏。尔后元天穆依据杨宽“径取成皋（虎牢）”的建议，派四万大军先攻克在梁国和虎牢之间的大梁城，并分兵两万由前锋费穆去攻打已经被北伐军占领的虎牢，几乎被其得手，好在陈庆之及时赶到，将费穆击败并俘虏，元天穆不敢再恋战，迅速追随孝庄帝而去。陈庆之再接再厉，接着回军驰援，将落入北魏手中的大梁和梁国两座城池重新夺回。

陈庆之从南边朝洛阳杀来的时候，未来他的头号强敌尔朱荣在哪里呢？正在对付燕州的一伙乱民呢，“燕州民王庆祖聚众于上党，自称为王，柱国大将军尔朱荣讨擒之。”（《魏书.孝庄帝纪》）我们从《周书.文帝本纪下》也能了解一些信息，北周开国者宇文泰当时正在尔朱荣麾下随军参加此次讨伐行动：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宇文泰）始以统军从（尔朱）荣征之。

眼见元颢在陈庆之的护卫下杀进洛阳城，刚刚平定燕州之乱的尔朱荣立刻赶来护驾。

尔朱荣所率的北魏主力反扑之后，元颢与陈庆之做了分工部署：元颢自己躲在黄河南岸布防，将艰难的北岸防守任务交给陈庆之去打理[注2]。

陈庆之同魏军的交手记录，在南朝史书上的记载是：尔朱荣携元天穆、高欢以及本家的尔朱兆、朱世隆等武将，带着“众号百万”的军队杀气腾腾来攻，但在攻击陈庆之守卫的北中郎城时，“三日十一战，（被）伤杀甚众”，尔朱荣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但在一位天文术士刘灵助的劝说下，再度杀回，并利用一个空隙偷偷渡过黄河，将元颢从洛阳城中赶跑，擒杀于临颍。而陈庆之尚能集结起“马步数千”组成战阵边杀边朝东撤，在撤退到嵩山一带时遭遇突然而至的山洪，这支有着传奇经历的白袍军被冲垮，全军覆没，陈庆之本人化妆成和尚，逃回梁朝。

在《魏书.尔朱荣传》里，尔朱荣败于陈庆之的战斗则被淡化，只说“相持于河上，无船不得即度（渡）”，所以尔朱荣便动了撤退的念头，“议欲还北，更图后举”，这明显是将被陈庆之击败的事情给隐去了，没听说过因为找不到渡船就想撤退的，没船最多就是在黄河岸边驻扎，等着造完了船就可以南渡，用不着还要撤退吧？而据《魏书.刘灵助传》里面记载来看，很显然，尔朱荣是同陈庆之交战过的，而且正如南朝史书所言那样，是因为战斗不顺才动了离去的念头，“至北中，荣攻城不获。以时盛暑，议欲且还”，这里的“北中”，跟南朝史书里陈庆之所守之城“北中郎城”是相吻合的，尔朱荣是因为“攻城不获”，才想以“盛暑”为借口撤兵。

如果要说陈庆之很牛，牛到不可思议，牛到只有神话之中才能出现如此战绩，我觉得只有此战方能体现出来，因为，陈庆之依然只有数千兵马，而对手尔朱荣手里的军队数量，可以断定，至少也在几十万的规模，真正是倾国之兵。

此处尔朱荣的兵力，南朝史书说其号称百万，北朝史书也同样如此号称，如一位叫高道穆的，在尔朱荣想撤兵之时，跳出来反对，他的话里就有“大王拥百万之众”这样的说辞，虽然肯定都有虚夸，但这次的兵力相比于陈庆之北伐路上北魏已经空虚的情况下南朝史书里还动辄出现三十万的字眼来得靠谱一点。因为此时魏军的两大主力尔朱荣和元天穆军已经实现了会师，而且尔朱荣手头不仅有原本就拥有的家底，还有整编过的原六镇起义军（击败葛荣后收编），因此其麾下军队数量大增肯定是不争的事实。

据《梁书》记载，这次尔朱荣的军队成分还包括了鲜卑和芮芮（即柔然），众所周知，尔朱荣起家靠的是自家的契胡武装，一般提到尔朱荣自家军队的时候，常用“胡骑”或者“契胡”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但此处特地指出还有鲜卑，显然，尔朱荣麾下还有大量的鲜卑族军队，这些军队既可能是北魏朝廷的正规军，也有可能从葛荣手中接手的六镇起义军。而六镇起义军，据我们之前所考证的，那是有几十万之巨的。

而且参加此次对元颢反击的大小将领无数，日后分布于北齐北周两国的大小功臣们，一半以上都参加过此战，在此我们可以列一份不完全名单：

西魏北周系：宇文泰一家，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六大柱国中的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李弼之弟李标；十二大将军中的侯莫陈顺、宇文贵；其他将领有若干惠、王德、杨宽、杨~、郑伟、张轨等。

东魏北齐系：高欢、侯景、潘乐、蔡俊、叱列杀鬼、张宴之等。

更多的人，如西魏北周府兵体系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的其他成员，高欢嫡系的段荣、斛律金、窦泰等等，这些人虽然没有明言参加了此战，但都明确记载他们当时早已被尔朱荣收编至麾下为其效力，因此可以断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必定也参与了此战。可以说，无论是西魏北周还是东魏北齐，只要是稍有点名气的武将，无不参与了此战。

这些将领当时有很多人是率领自家的“乡兵”、“部曲”赶来会战的，因此，尔朱荣的总兵力在原有正规军的基础上又当膨胀许多才是，因此，那个百万众的号称，水分其实不大，尔朱荣整体至少也有几十万人马。

拥兵几十万，去攻打陈庆之仅仅几千人守卫的小城池，却被打得灰头土脸，“三天十一战”都打不下来，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这个时代南北两位军事天才的唯一一次正面交锋，就是呈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

如果说之前陈庆之的摧城拔寨展现了其犀利无比的攻击力的话，那么此战的顽强防守，则证明陈庆之即便是打防守战，亦要令对手头痛无比。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尔朱荣似乎并没有战胜陈庆之，因为他此后并没有再派兵去攻击陈庆之防守的北中城，而是听从杨侃之计，绕过北中城，在黄河北岸几百里间派村民打造大量筏子，作势处处准备渡河的样子，令南岸的元颢根本不知道该守哪一点好。随后尔朱荣找到几条小渡船连同一些临时打造的筏子将侄子尔朱兆所带领的几百名精锐骑兵偷偷运送过河，直接去攻击南岸元颢部署的防线。元颢镇守的南岸防线形同虚设，其子元冠受和安丰王元延明率五千人与尔朱兆交战，但不是其对手，溃败下来，元颢一听到消息便大惊失色，立刻惊慌失措地准备跑路，南岸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元颢建立的“六十五日政权”急转直下，随之烟消云散……

陈庆之是在南岸防线崩溃之后，才将剩余的兵力“马步数千”集合起来，结成战阵有序地撤退出去，边战边退，尔朱荣亲自带兵来追，但并没有讨得什么便宜。陈庆之最后是败于大自然之手，在嵩山一带遭遇了突发而至的山洪……

不管南朝史书对于陈庆之所击败的北魏军队数字有怎样的夸大，有一个事实是无法被否定的：整个北伐过程中，陈庆之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陈庆之至始至终，统帅着那支原始兵力只有七千的白袍军，克梁国擒丘大千、克考城擒元晖业、克荥阳擒杨昱，在荥阳外围击溃元天穆的援军，千里杀进洛阳城；进入洛阳城之后，再败围攻虎牢关的费穆，擒之，再收复重新落入魏军手里的梁国城；守北中城，独档尔朱荣的百万大军，令其一度动了放弃进攻的念头，此后也没能拿他怎么办。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无论对手的兵力是多还是少，陈庆之的区区七千军队，从未遭遇一败，如此惊人的战绩，陈庆之若非神，又该作何解释呢？

（五）白袍军的构成

陈庆之所部，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分析，这些人都具有不可思议的战斗力，而且又是被陈庆之这头狮子所率领的，故而能够百战百胜，所向无前。但是，这种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战斗力”从何而来呢？

至今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首先，这些人应当是陈庆之自己招募组建起来的，不当是梁朝指派的旧军队，因为梁朝正规军向来战斗力十分羸弱，《魏书》的作者魏收说由于梁朝腐败透顶，没人愿意自愿当兵，梁武帝要打仗，军队都是抓壮丁的，为了防止逃跑还要戴枷锁上脚链，简直比囚犯还不如，这些人一旦上了战场，往往刚刚听到战斗号令就一哄而散（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这些话，虽然带有很明显的攻击和污蔑倾向，但是梁军的战斗力之低下，我们从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也可窥见一斑，当时侯景也就带着区区八千人渡江，一边围着建康城攻城，一边对付源源不断赶来的梁各地勤王军，前后合计竟然击败了几十万大军，梁朝若非有羊侃、王僧辩等一干从北方投奔而来的将领在支撑，恐怕要更早亡国了。

南朝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白袍军的成员来源，北朝史料倒是涉及了一些，如《洛阳伽蓝记》曾提到有“江淮子弟五千”，《魏书.杨昱传》则提到过这些人中有“蜀兵”，攻克荥阳城令白袍军损失了五百人，对守军施行报复“刳腹取心食之”的就是蜀兵执行的。

那么这支传奇性的白袍军主体到底是“江淮子弟”还是“蜀兵”呢？我认为，两者皆不是，这支军队的来源应当是广泛的。

倘若这支军队的主体是蜀兵的话，那么这些人的战斗力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蜀中自古是安逸之地，蜀人乐于安定，民风淳朴，战斗意志薄弱。虽然天下大乱蜀地最容易发生割据叛乱，但发动叛乱者往往是外来户，而且蜀兵的羸弱、没有战斗之心自魏晋以来早就是天下共识了。如《晋书》里提到蜀人，往往用“愚智”、“杖正而弱”、“不乐东征”、“敦朴，易可化诱”等等词汇来形容（如果是蜀中蛮人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下文会有提及蛮人的问题）。

倘若是“江淮子弟”，那还好说一点，“江淮子弟”的战斗力如何呢？我们可以从跟陈庆之有关的另一件事多少看出一些，陈庆之北伐失败后，为梁朝镇守北境，当时梁边境江淮一带有一个妖僧自称为帝，连结土豪蔡伯龙，拉起三万人的队伍作乱，很快攻克了梁朝所置的北徐州，斩杀钟离太守，并令济阴太守出逃。陈庆之受命，前去征讨，在出兵之前，梁武帝亲自告诫陈庆之道：“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连曾经在北魏孤军巡游了一把的陈庆之，梁武帝都要告诫再三，可见江淮地区的民众组成的军队战斗力之强的确曾给人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另外，东晋伏滔曾如此评价淮南民风：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

其实，若论单兵战斗力，南朝军队还是可以的，南朝政权赖以与北朝政权抗衡的最重要两块基石一是扬州二是荆州，扬州大致就是传统上的吴越之地、荆州则是传统上的楚地，这两块地方，自春秋以来就以民风剽悍著称，以这些地方的民众为基础组建的军队，战斗力应当不弱才是。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为证，从春秋直至南朝结束，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具有不逊于北方胡族战士的单兵作战能力。

对于吴越之地的扬州，《汉书.地理志》曾如此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书》里对吴人的评价也是“旧俗轻悍”。《隋书.地理志》有更具体而详细的描绘，说这些地方“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

对于楚地，《左传》里记载，春秋时期打得北方诸国集体恐慌的楚军一向彪悍勇猛，民风极其尚武，楚军还保留着“覆军杀将”的传统，楚国相当于宰相的令尹因战争而死的十有八九。西汉李陵所率能够与匈奴八万大军恶战数天不败的五千勇士，也都是来自荆楚之地，“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西汉中期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汉军统帅周亚夫对对手的评价是“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因此周亚夫坚决不与对手正面交锋，而是用坚守然后断粮道的方式击败对手。

就算到了梁军普遍被视作战斗力最低下的梁武帝晚期，北齐名将慕容绍宗还曾以“梁人轻悍”的话告诫过本方士兵不可对梁军掉以轻心。在《南史.陈庆之传》里提到，攻克荥阳城一战，白袍军中最先登上城墙的是两名壮士：宋景休来自东阳，鱼天愍来自义兴。东阳即今天的浙江金华市，在梁朝便是属于扬州，义兴则是陈庆之的老家，在梁朝也属扬州，两地均在传统的吴越之地范围内。陈庆之本人出自义兴，虽然他的个人武艺不怎么样，射箭没有力道，骑马还骑不习惯，但陈庆之的儿子却很猛，《南史》上在陈庆之传后面附带了其第五子陈昕的一些事迹，这小伙子七岁就能骑射，陈庆之北伐的时候他十二岁，便要求从军，可惜的是在半路上突发疾病，不得不提前返回，没能在北伐行动中建功立业，但这小伙子在后来随父亲镇守梁朝边境的时候还曾上演过一次很露脸的行动：用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击败北齐号称“特为敢勇”的尧宝乐。

江南多水乡，一直以来容易给人以文弱的印象，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往往一个风光秀丽民风质朴的地方隔壁，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穷山恶水容易出刁民的地方，如还是在传统的吴越之地范围内，浙江近代是出了很多被视作贪生怕死之徒的文弱客，但事实上还是在浙江，距离“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只有一箭之遥的义乌，却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彪悍民风。曾在塞北见识过最彪悍的蒙古鞑靼铁骑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曾无限感慨：“我征战半生，天下的强横之徒，大都见识过了，但我从无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简直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戚继光训练出来的那支从此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新式军队“戚家军”，其兵力来源就全部是从义乌人中招募而来的。

所以说，若论尚武之风气，南朝本土绝对不逊于北朝，想要在南朝本土招募到一支足以同北方胡族武士抗衡的军队，绝非难事。

之所以南朝政权一直萎靡不振，军力仅能自保，北伐往往不能成功，事情坏就坏在统领这些人的往往都是些北来士族。士族们以门阀资历代代相承，一蟹不如一蟹，如东晋第一豪门琅琊王氏的子孙王徽之当了军队的骑兵参军，却每天饮酒作乐，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我每天看到有很多人牵着马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可能，我是管马的吧！”当一支军队里面充斥这种膏腴子弟把持高级职位的时候，那么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梁朝，士族更加羸弱不堪，如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一个例子可为代表：建康令王复，见到骏马奔腾跳跃，竟然吓得胆战心惊，说那明明是虎，何故名为马呢？

以绵羊统领狮子，自然只能连续上演一堆丢人现眼的战绩了，这样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上文为《廿二史札记》所提到的那次战事：梁武帝早年曾派自己的六弟萧宏为统帅，统领一支被魏军认为南朝百年以来未曾见过的精壮军队北伐，结果还未与魏军交手，半夜风起，萧宏就以为遭到偷袭，竟丢下大军自个儿逃跑，结果，这支精壮大军竟然还未与对手交战，就自相踩踏而死伤达五六万人，最后不战自溃，灰头土脸地匆匆结束北伐。

当时梁武帝手中尚有正在当打之年的韦薄⑴崴臁⒉芫白诘让将，但他宁可舍弃这些可用之才也要启用自家胆小无能的亲戚，能不坏事才怪。再加上梁朝上下普遍腐败横行，军户地位低下堪比贱民等原因，南朝军队愈到后期战斗力愈发下降。

但是陈庆之统领的这支军队，应当是有别于其他军队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军队中包括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人――未来即将彻底终结南北分裂状态的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

也许，从杨忠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支白袍军有多彪悍。杨忠在陈庆之失败后留在了北方，后来在宇文泰手下效力，成为西魏著名的府兵制核心集团中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的“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外表壮悍，“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有一次在随同宇文泰狩猎时曾上演空手擒虎拔虎舌的壮举，“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这里的“猛兽”指的就是老虎，因为这则史料出自唐人撰写的《周书》，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为李虎，为了避讳，便将“虎”字改称“猛兽”）。

但是杨忠的身份并非土生土长的南朝人，而是从北方流落到南方的，自从北魏大乱以后，就有大量的北方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到南朝来，包括北魏皇族宗室的元法僧、元颢、元悦等；在梁朝成为顶梁柱武将的羊侃、王神念王僧辩父子、胡僧佑等等。北来人员已经成为梁朝后期军事上的主导力量，未来的侯景之乱中，可堪与侯景叛军作战者，几乎都是北来武将。

沦落南朝的北朝人杨忠被招募进陈庆之的“白袍军”，或许可以说明，陈庆之招募军队乃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并不看重其出身来历、籍贯背景等，仅以武力作为入选的标准，加上带领这支军队的，又是陈庆之这等将才，陈庆之寒门将种，非士族出身，且之前早有实战历练。故此，这支白袍军虽只有七千人，但总能所向无前，连续击败强敌，创造一连串的军事奇迹。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攻克荥阳城的一战损伤了五百余人，让这支军队愤怒不已，于是，以陈庆之为首的三百余人集体跪在军队的名义之主元颢面前请愿，要对守军实施报复。元颢提出除了保住主将杨昱不杀之外，其余的任其处置，于是，报复行动堂而皇之上演。但是，报复归报复，手法却极其野蛮，杨昱手下的大小将帅三十七人，齐刷刷被砍去脑袋――如果仅是如此，尚可一说，随后发生的事情才叫人瞠目结舌，这些被斩首者通通被剖腹挖心，而且是挖出来吃掉。

自古以来，只要是打仗总会造成人员死伤，但说因为在打仗中本方人员损伤就要对失败投降的一方实施报复的，最过分者不过是屠城，就是将城内人员不分军民、无论老少全部杀光――这已经是最极端的了。但未曾想到，陈庆之的这支白袍军却干出如此惊人之举，杀人还不算，还要剖腹挖心，还要将挖出来的心吃掉。可以说，这种野蛮至极的行为，连汉化程度极低（或者说根本没有汉化）、一向被看做野蛮人的尔朱荣契胡部队都不曾干过，可是，一向以衣冠礼乐自居的南朝军队却干了。

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并非要作道德批判，而是想借以再引出对于这支军队成分的一点猜测。

在这支军队之前，梁朝军人中最接近“野蛮人”行径的是参与钟离大战的名将曹景宗，曹景宗并非士族出身，属于那种暴躁难安的粗莽武人，因为在梁朝建国过程中立了大军功成为公卿，在都城建康担任高官，但非常不习惯于士族们悠游富贵的生活，经常抱怨说行动不自由，“动转不得”，出行都要如士族子弟们一般“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他说很怀想年轻时在乡间与同辈少年过那种射猎的生活，非常快活，如射了野物獐子之后，“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听这话，曹景宗年轻时简直过着近似于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生活了，但他们所生食的也仅限于野兽而已，吃人则从未听说过。

孤军悬军异域，本当拿出点样子装成“威武文明之师”好争取点民心，陈庆之的军队非但没有，反倒还干出了“屠城略地、杀人父兄、略人子女”的勾当，这类事情虽说只要有战争就不会缺少，但白袍军似乎干得出格了点，至少在对战俘剖腹挖心食之这件事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据此我猜测，之所以会有这种事发生，恐怕与白袍军中存在着蛮族出身的士兵有关。

在南朝的不少地域都有蛮人活动的身影，如曹景宗年少时有一次出城就被数百蛮人围攻，幸亏他射箭技艺高强，带着百余支箭，每箭射出都能干掉一个蛮人，才将这些人吓跑。而他遭遇蛮人的地方是新野，新野在三国已经是数次交兵的场所，开发也算挺早的了，可是还会有蛮人存在，说明蛮人在南朝分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学术界的统计表明，蛮人的存在是遍布“南朝荆、湘、郢、司、豫、南豫、江等八州地界的”[注3]，大致长江以北的南朝地域内都能见到蛮人的身影。

在《陈书》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点信息，陈庆之担任司州刺史后（当在北伐失败后），曾将一位叫周荟的同乡引为前军军主，当时，陈庆之交给周荟一项任务：领兵五百，到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但是事情出了点意外，这些“白水蛮”反而想将周荟捉去献给魏人。周荟惊觉之后，与之交战，但这些蛮人人数很多，又十分彪悍，“贼徒甚盛，一日之中战数十合”，最后周荟战死，幸好，周荟的养子周文育感念其养育之恩，拼死将其尸首抢回。周文育本是新安寿昌县人（也在扬州，传统上的吴越之地内），原名项猛奴，自小表现出高超的武艺天分，十一岁就能够“反覆游水中数里，跳高五六尺”，因为家贫被周荟收为养子，他在后来的侯景之乱中投奔陈霸先麾下，成为陈朝开创基业的三大名将之一。在同白水蛮的作战中，周文育“前锋陷阵，勇冠军中”，为了抢回养父的尸首，周文育全身被砍了九处伤口。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知几点信息：一、陈庆之很注重安抚蛮人；二、陈庆之大概挺重用同乡的；三、陈庆之的这名同乡中有一位很猛的猛人周文育。

周文育的存在可证明，南朝本土民众之中向来不缺乏猛人；陈庆之重用同乡周荟，但又招募北来流人杨忠，或可证明，陈庆之招募军队，来源是广泛的；陈庆之安抚蛮人，除了出于稳定地方的目的之外，大概也有从中吸纳合适的壮勇之材进入自己军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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