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是怎么灭亡的 郑国[东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

郑国，别名为奠国，郑重严肃忠孝仁义之国；郑在卜辞中写作“奠”，“邑”旁（也就是耳朵旁）是成为地名后加上的。“奠”在卜辞中是祭祀的酒器，后来又表示祭祀的行为，总之一直是在祭祀的圈子内转悠。直到今天，“郑”字除为地名，就是姓氏，很少有其他含义，而挂在嘴边的“郑重声明”的“郑”，还留着祭祀的气氛——严肃。誉称：小霸之国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姬姓，伯爵。

发展历史

郑国在春秋时期中期，由于内乱叠起，国势逐渐衰弱，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于韩国。子孙以国为氏，是郑姓的由来。

自然地理

郑国在西、东周之交东迁到现在郑州的附近，还是“斩之蓬篙黎藿而共处之”的，郑地正当中原的中心，在东周之初，还是这样的荒凉。郑的东邻是商代王畿一部的宋国，而到春秋之末，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两国都不占有，后来宋有叛臣奔郑，郑人在那里筑了几个城，两国因此发生战争，结果仍以六邑为虚。

东有汴梁，至兰考。南包许昌，达禹州，西距虎牢，北越黄河。纵横约一二百里之间：东经112°--118°之间，北纬34°-35°之间，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郑国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4°C。7月最热，平均27.3°C；1月最冷,平均0.2°C；年平均降雨量640.9毫米，无霜期220天，全年日照时间约2400小时。境内大小河流分属于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其中有流经郑国段的黄河。

首都

郑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筑了工程浩大的城墙防御体系。这里的城墙，墙基宽40米至60米，顶宽2.5米，一般高10米左右，最高的地方可达16米，全部用土夯筑而成。全城周长45华里，依势而建，西城墙地势最险要，最不规则，长度也最长，是“牛角”最凸出的部分。 人口约30万（以郑国6万军队聚集在都城里估计）。新郑盛产小米、大枣、花生、麻等经济作物，有铜、锡、铁、耐火土、石灰石等多种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是8000年裴李岗文化的首掘地，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建都地。

历任君王

周幽王时，郑桓公任周朝司徒，他见幽王无道，诸侯强大，王权旁落，预感将有变乱，便把财产、部族迁移到位于河南中部虢、郐两国之间。桓公之子武公继位后，乘护送平王东迁洛阳之机，于公元前767年和公元前769年相继占领东虢、郐两国的土地，在新郑一带建立郑国。郑国共传十四代，二十三君，四百三十一年，公元前375年为韩所灭。

郑国共有23君

郑桓公姬友在位36年前806年—前771年

郑武公姬掘突在位27年前770年—前744年

郑庄公姬寤生在位43年前743年—前701年

郑昭公姬忽在位1年前700年

郑厉公姬突在位4年前700年—前697年

郑昭公姬忽在位2年前696年—前695年（复位）

郑子亹姬子亹在位7月前694年

郑子婴姬婴在位14年前693年—前680年

郑厉公姬突在位7年前679年—前673年（复位）

郑文公姬踕在位45年前672年—前628年

郑穆公姬兰在位22年前627年—前606年

郑灵公姬夷在位1年前605年

郑襄公姬坚在位18年前604年—前587年

郑悼公姬沸在位2年前586年—前585年

郑成公姬睔在位14年前584年—前571年

郑釐公姬恽在位5年前570年—前566年

郑简公姬嘉在位36年前565年—前530年

郑定公姬宁在位16年前529年—前514年

郑献公姬趸在位13年前513年—前501年

郑声公姬胜在位38年前500年—前463年

郑哀公姬易在位8年前462年—前455年

郑共公姬丑在位31年前454年—前424年

郑幽公姬已在位1年前423年

郑繻公姬骀在位27年前422年—前396年

郑康公姬乙在位21年前395年—前375年

官职称谓

郑国的少正（鲁国似也有此官），有时是“卿官”。有马师，似是管兵马库的官（鲁国也有此官）。有褚师（宋、卫也有此官），是掌市的官。

国君之下有“卿事（士）寮”、他们执掌着国家的大政。“卿事寮”之下有“诸尹”，“诸尹”之中最高的似为“大史寮”，似不止一人。又有“尹氏”、或称“内史尹”，或“作册尹”等（“太师”似亦即此官），他们都是执掌典册诏命之类的大官。又有“大保”，官阶也甚高。有“冢宰”和“宰”，似是掌王室家事的官。有“宗伯”，亦称“大宗”，是掌礼仪的官。“大祝”，是掌祭祷的官。有“冢司土（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工（空）”，是掌建筑工程等事的官（司徒、司马、司空古或称为“三事”，职位很是重要）。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臣”，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此外又有“里君”，似是地方之长。

郑国六卿为：当国（上卿）、为政（次卿）、司马、司徒、司空、令正。不设为政以司马为次卿时，第六卿为少正。郑的公族势力极大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异姓都不强盛。郑国真称得起是当时盛行亲亲主义的模范国家了。自七穆掌权，郑伯就成为春秋诸侯中最没有权力的国君。这种形势的造成，是由于在位时间最长的郑文公“逐群公子”，加之此前昭、厉争立，三君被弑，致使公族无人，穆族坐大。春秋后期，郑国上卿由罕氏世袭。子产等人为政，并无实权。子产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一是有罕虎支持，二是不得罪驷、丰大族。

法律政治

郑国因近于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个公族执政的国家。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子产也是公族出身，是子国的儿子。

子国殉了国难，他嗣位为大夫。因为他特别能干，被执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权交给了他，委托他治理艰难的国政。他细心观察当时的国势，任用贤才，善修辞令，以应对诸侯。宽待贵族而以猛治民，严禁寇盗。同时开放舆论，以集思广益。他先后曾定出了三种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划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开浚沟洫，设立五家为伍的保甲制度。

第二是创立丘赋的制度（据说一百四十四家为一丘，每丘出兵赋若干，这与鲁国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国赋。

第三是铸造刑书，以镇压奸民。这第一点可以说是整理乡制，开发农村；第二点可以说是充实军备；第三点是成文法的公布。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郑国情势而建立的，是一种近于后世法家的政治计划。

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造刑书，公布国中，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刑律的事，如鲁定公九年，郑执政驷歂杀了法律家邓析，却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据传说：邓析是一个擅长颠倒黑白、混乱是非的恶讼师，同时他又是一位大哲学家。

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还要开明。

民族宗教

郑国主要民族为周族和商族，还应该有少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通用周族的语言，和金文、帛书、简书等大篆文字。主要信奉周礼和祖先崇拜。

郑国民族的的神祇世界大致是这样：

封建社会之上有一个天王，所以神鬼世界之上也有一位上帝。封建社会里有大小封君，都统属于天王，所以神鬼世界里也有大小神祇，都统属于上帝。上帝是一位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他很关心人间的事情，会得赏善罚恶，又会命令人王统治全世界，据说他还是人王们的始祖呢。人王被称为天的儿子，所以天子服事上帝也应当像儿子服事父亲一般，应当时时刻刻把上帝放在心头，把最好的东西请上帝吃，把最好的娱乐请上帝享受。只有天子能够同天直接打交道，普通的人是无缘和上帝接近的。

日、月、星辰、山、川等在那时也已被当作神祇崇奉了。日、月、星辰的神能主使雪霜风雨的合时或不合时；山川等神又是水旱防疫等灾祸的主管者。他们多半也有名字可查，如日神叫做羲和，月神叫做常羲，她们俩是上帝的左右夫人，日、月都是她们所产生的。商星的神叫做阏伯，参星的神叫做实沈，他们俩是上帝的儿子，原住在荒林里，整天的打架，上帝看不过，把阏伯迁到商丘，派他主管辰星（就是商星）；把实沈迁到大夏，派他主管参星；使得他们俩永远不能会面。又如封嵎山的神叫做防风，据说，古时大禹在会稽山聚会群神，防风到得太晚，禹就把他杀死示威，因为他长得太长大了，他的骨节撑满了一辆车。汾水的神叫做台骀，他因疏通汾水和洮水有功，受了上帝的嘉奖，被封在汾水为神。山崩川竭，人们当作大灾兆看待，国君们是要举行种种仪式以表示不幸的。

此外还有许多各色各样的神祇，如火神叫做回禄；水神叫做玄冥；灶神叫炎帝，能起火灾；宗布神（驱除灾害的神）叫做羿，能除去地下的百害；降福的神叫做勾芒；刑神叫做蓐收。他们都是些“人面鸟身”、“人面虎爪”的怪物。

鬼

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变成“鬼”，鬼的地位虽下于神，但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也很爱管人间的闲事，和神一样会得赏善罚恶；因为他们比神更接近人们，时常会得出现，会为人的祸患，人们看见他是很害怕的。他们又会求食，求不到食也会饿，饿了就要作怪逼人去祭祀他们了（鬼神也同封建社会里的人一般，不大会迁移地址的）。

妖怪

神鬼之外，又有妖怪。据说，木石的怪叫做“夔蝄蜽”，水的怪叫做“龙罔象”，土的怪叫做“羵羊”，妖怪的种类也很多了（各种灵物都会变成怪的）。

祭祀

凡是鬼神都有受人祭祀的资格，那时的祀典是这样：祭上帝的礼唤做“郊”，一年一次；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的始祖后稷，一面是稷神，一面又是配天而享的太祖（鲁人祭稷为郊，所以祈农事）。社稷神都有专祠，无论大都小邑，都有社稷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们的社（国家的社称为“大社”或“冢土”，“土”即是“社”）；社稷好比现在的城隍庙或土地堂一般，时时有受祭祀的资格。祭山川的礼唤做“旅”或“望”，也是极重要的祀典；祭祀它们大约也有一定的时间和次数。山川是神灵所聚的地方，《山海经》里记着祭山川的礼数很多。据记载，只有天子诸侯才配祭祀山川。至于日、月、星辰以及其他的神祇的祀典，在当时自也有规定，但详细的制度已不甚可考了。

从天子到士都有宗庙去祭祀他们的祖先（不同族类，鬼神是不享他们的祭祀的）。宗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合祭众祖的太庙（一称“大室”[？]以太祖为主），一种是分祭一祖的专庙。据说，除太祖和最有功德的祖宗外，寻常的祖宗的专庙，经过若干代之后，便因亲尽被毁了。祭祖宗的礼是最繁琐，顶重要的有“禘”、“烝”、“尝”等祭。禘礼在孔子时已不很明白了，据我们的研究，禘只是一种平常的祭祖礼。烝、尝大概是四时献新的祭礼。每年祭祖大致有一定的次数。三年有一次大祭，唤做“殷祭”。

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大致每年春秋佳日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伎、酒肉和城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比较轻，社祭的赛会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也忍不住要去看看（社祭之外，只有年终合祀万物的“蜡”祭也具赛会的性质。据说举行蜡祭的时候也是“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国家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先须祭社，祭毕把祭肉分给将士们，这叫做“受脤”。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些国家有时且把最高贵的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战时“不用命”的人也在社前受戮。此外遇到大水、大火、日蚀和山崩等灾难，也须到社里去击鼓杀牲献币而祭。遇着人们有争执的时候，社更成为盟誓的所在。

周人除用卜法以外，又造出一种“筮法”。筮法的详细情形已不甚可考了。我们只知筮的工具是用一种蓍草，它的兆象是用一种叫做“卦”的符号来表示。这些卦的起源怎样，到现在还是问题；不过我们知道，卦和蓍草一定有些关系。用两个卦叠合起来，便成功一个整卦。整卦八八相乘，共有六十四个。每卦的卦和爻，都有吉凶的应验。卦有卦辞，爻有爻辞；这类辞句古代一定很多，到后来纂集成一部书，便是现在所传《五经》中的《易经》。筮比卜的方法来得简便，所以在周代筮的应用范围较卜为广。但那时人看筮法不如卜法的可靠，因之有“筮短龟长”的批评。

国家经济

郑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国土资源贫乏，“国小而逼”，是进出口贸易最发达的国家。手工业高度发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手工业主要集中在新郑国都地区。郑国从建国初期开始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

按照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的基本原则，让商人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为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此后，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主要贸易对象为周、晋、楚、秦、齐等国家。

国家农业

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功”，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

周人所用的农具，据记载有“耒”（歧头的木器）、“耜”（耒下半圆形的刀头）、“钱”（刀形物，与耜相类）、“镈”（去草的农器）、“铚”（镰刀之类）等，大多是金属物制的。农产物重要的有“黍”（黄米）、“稷”（不粘的黍）、“稻”（米）、“粱”、“菽”（豆）、“麦”、“麻”、“瓜”等。种树最重要的是桑。绩麻养蚕和织布织帛，是女子的专业。

他们耕种的方法，第一步是刈草伐木，开草原为耕地，疏凿沟洫，以利灌溉。耕时用两人推耜以翻土，谓之“耦耕”。草除土翻以后，便按节候去播种和除虫，然后去莠壅土，谓之“耘”和“耔”。成熟之时便去收获。到了收获

国家工业

郑国时代的工业情形，记载太嫌缺乏，只能知道工人的聚集地在“肆”（工场），他们造成好的工艺品献给贵族，造成次的工艺品卖给人民。

如当时精细的彝器和兵器之类，恐怕非有专门的工人是不能制造的。

工人可以当做国际的贿赂品，可见数量必不很多。

国家商业

农业维持了郑国时代的基本经济（这并不仅郑国时代如此，就是一直到了现在，这种情形也还未完全改变），同时商业在这时也稍发达了：“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是西周王室勉励商国遗民的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像做生意，利息三倍，贵人们也懂得），也是西周末年的情形。

郑国在东迁开国的时候，政府曾与商人立有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们也不强买强夺商人的货物；商人们有利市宝货，国君们也不得预闻。商人有了这种特定的保障，事业自然更容易发展。他们在那时已能守不二价的道德，所谓“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便是说百姓用货物掉换资财的，不求过丰，明定出价格来。

郑国是春秋时商业顶兴盛的国家。郑国因为处在当时“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晋，东到齐，南到楚，都有郑国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已与郑君订有维护商业的条约。所以事业更容易发展。关于郑国商人的故事，如鲁僖公时，秦穆公起兵袭郑之役，由商人弦高们解救了郑国的危机（事详第九章）。又当鲁宣公的时候，晋国大将知罃被楚人在战场俘虏去，有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运走；计策已定好，还没有实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后来那商人到晋国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经救了自己一样；那商人谦谢不遑，就到齐国去了。

国家货币

郑国货币为布币。布币是黄河中游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农具“铜钱”演变而成的青铜铸币。可分为原始布、空首布和平首布三个发展阶段。原始布其形如铲形，体形厚重博大，上端有短銎、肩部平直，保留了农具"铜钱"的一些痕迹，由于用途广泛，携带方便，常被人们作为交换的媒介物。

到西周晚期形体渐趋缩小，銎的下端退缩到“钱”身上部，原来“钱”身中部隆起的脊棱，变成了一道象征性的竖纹至布身下部，钱面也出现了文字和符号。

这类布钱是有农具向货币过度的一种形式，有明显的原始性。

郑国时期这种原始布又演变为空首布，成为周、晋、郑、卫、宋等国的青铜铸币。其形制主要有平肩、耸肩、斜肩三种类型。长銎上端多有一三角形星，其下一穿孔，其布身大都铸有一字，也有四字的，但出土较少，内容多为记地名、吉语、数字等，开创了货币文字有地名的先河。平肩空首布铸行于周王室及晋、郑、卫等诸侯国内。斜肩空首布铸行于郑、晋、韩等地。

平首布是空首布演变而来，其首改为扁平，仅象征农具铲形的农具。钱面有地名和货币单位等钱文，如"釿""寽"等其形制有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等。主要铸行于郑国时期的周王室、三晋地区（韩、赵、魏）、楚、燕、中山等地。

国家军事

郑国有10万军队，6万都聚集在都城里。郑国的军力当在鲁国之上。

春秋初年，郑国已有三军，内战用的军队已达二百乘。三军外并有徒兵和临时添置的军队。其国军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鲁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兵车百乘。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带车七百乘伐陈，车数与城濮之战晋车之数相等。

哀公二年，晋、郑铁之战，晋将卫太子蒯聩登铁丘上观望郑军，看见郑军很多，害怕起来，自投于车下。此战晋人以郑为大敌，可见郑国的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终不弱（郑兵曾与晋、楚和诸侯联军开战，诸侯的兵甚至畏郑不敢越过郑境，反被郑军所败。郑国军力的强大于此可见）。

戎车之外的步卒，有的杂在车队里；有的单以步卒组织成军，这便是所谓“徒兵”。《左传》记载鲁隐公四年，宋、卫诸国联军把郑国的徒兵打败。又载襄公元年，晋国合诸侯的兵伐郑，又把郑的徒兵在洧水上打败。这是郑国的徒兵。郑国的徒兵大致是很有战斗力的。

武器大致用青铜制造。其种类略有戈、矛、剑、戟、刀、斧、钺等，大别为“击兵”（横击的兵器）、“刺兵”（直刺的兵器）、“句兵”（钩曲的兵器）三类。此外尚有弓箭和石块，用以及远。甲胄干楯，用以防身。旗帜，用作标记。“钩援”（云梯之类）、“临车”（从上临下的车）、“冲车”（从旁冲突的车），用以攻城。擂鼓进兵，鸣金退兵。军队所住，除帐幕外，筑土自卫，是谓“营垒”。

武士制度

郑国时代的“士”便很像欧洲郑国时代一种“武士制度”中这种“武士”阶级（“士”的名词有广狭义的两种：狭义的“士”是指大夫士的“士”，便是武士阶级；广义的“士”是泛指一切的男子，便是士女的“士”。

案：狱官也称为“士”，古代兵刑不分，可证“士”即武士阶级）。本来郑国时代的教育制度是文武并重的，凡是贵族阶级的人都要受过射御的训练，所以武士制度在郑国时代便很容易起来。

武士阶级是贵族阶级的底层，他们虽没有大封邑，但也有食田或俸禄可以维持生活，是一种地位较高的团体（郑国时的下等武士生活并不富裕，甚至有几于饿死的人）。他们也分为几层等级：有的当官吏，有的当大贵族的卫士，有的当军队里的高级兵士。他们很讲究技艺和礼节，会行侠尚义，同时又会讲自由恋爱。

最典型的武士，把荣誉看得重过安全，把信用责任看得重过生命；但同时他们又是不拘小节的。

文化教育

在郑国时，至少在孔子以前，平民阶级可以说除了从小受父兄们各行职业的专门训练以外，所受的国家教育只有打仗一事。所谓“礼不下庶人”，他们只是受统治阶级的奴隶训练。

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教师的地位非常高，著名的有不毁乡校的故事等。

学制大概分为大学、小学二等；大学立在国都之内，小学立在乡邑和家中。学校所造就的人才，只是王子、公子和卿大夫士们的子孙。他们先进小学，然后循序进入大学（当时的学校又是议论朝政的所在，《左传》载郑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所谓“人”当是朝廷上一班执事的人员）。

那时教育的课程大致分为文、武两项：文的教育的科目是书（文字）、数（计数）、诗、书、礼、乐以及其他的古典等。诗是祭祀用的颂神歌和当时士大夫们抒情的作品，其中较多的还推各国流行的民歌。书是史官所记的诰誓等档案。礼是各国通行的仪节。乐是古代和当代的音乐（诗便是奏乐时所歌唱的词句）。

学校的“校”字似乎就从比较武艺的意义出来。除了上述文、武两项普通的教育以外，还有许多专门的科目，如卜筮、历数等等，那是专门家所学的东西，似是父子相传，不授外人的。当时的贵族女子似乎也受过相当的教育，便是所谓“姆教”；至于制度如何，没有可靠的材料。

郑国音乐萎靡淫猥，有＂郑声＂之称，孔子便曾提倡＂弃郑声＂。

国家外交

周幽王时，身为周王室司徒的郑桓公，看到西周行将灭亡，就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ｇｕó，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地区）。太史伯的建议，为郑国东迁规划了发展蓝图和斗争策略，郑武公和郑庄公相继为周平王卿士，且能控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初年的历史上，郑国甚为活跃。

郑庄公在解决宫廷内部矛盾的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广开疆土，先伐卫，又与齐结盟伐翼、伐宋、侵陈，比武公更为激进，俨然以小霸自居，这就激起了周平王的不满。公元前719年，周平王驾崩，桓王即位。桓王对郑庄公不信任，起用虢公忌父取代庄公在朝之职。郑庄公不满，为此闹到朝廷，导致周郑关系恶化，以致弄到周王室与郑国交换人质，就是历史上说的“周郑交质”。周王子狐与郑公子忽，作为人质互相交换。郑庄公又派祭足带人割取温地的麦子，接着又取成周之禾，周郑关系进一步恶化。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十三年)，周桓王免去庄公朝中司徒之职，又亲自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被郑国的祝冉射中肩膀，史称“射王中肩”，当祝冉再射一箭时，被庄公阻止，说：“君子不欲多一人，况敢凌天子乎!”并派祭足慰问桓王，这一方面说明郑庄公作为“春秋小霸”已有能力与周王朝抗衡，另一方面仍作为周王朝之公卿，对周王朝的抗拒是有理、有节的。

郑庄公治理郑国43年，是郑国的极盛时期，此时郑国疆土，南建栎邑(今禹卅市)，东建启封(今开封)，北与卫、晋交错，西控巩、洛，胁宋迫许，威加北戎，常受王命伐叛臣，抗王命主公道。

前630年，九月甲午，晋秦围郑，郑文公采用离间策略，遣大夫烛之武夜缒出城，赴秦军中进见秦穆公，向其指出：秦、郑两国相距甚远，郑若亡国仅利于晋而无益于秦，而晋国实力增强必将对秦构成威胁。秦穆公认为烛之武言之有理，遂与其结盟后领兵回国。秦将杞子、逢孙、杨孙奉命率一部秦军驻新郑，助郑加强防务。秦军才撤军。

前627年的春天，秦穆公派三位将军率军想攻打郑国，到了滑国，遇上郑国商人弦高和奚施，弦高诈称奉郑君之命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奚施赶快回国，把消息报告郑君，郑穆公（即公子兰，文公子，嗣文公位）得到奚施的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军的客馆，看见他们确有阴谋的准备，便向他们说道：“你们久住在敝国，我们供应不起了。现在我知道你们将要回国，没有别的礼物相送，只有原圃里所养的糜鹿，请你们取些去罢。”杞子们知道阴谋已经泄漏，只得起身逃走。孟明探得郑国已有准备、感觉前进必没有好处、顺便灭了滑国，班师回去了。所以秦军没再继续进军就回国了，晋军在崤打败秦军。当初，郑文公逝世后，郑国都城的卫戍官缯贺把郑国的内情出卖给秦国，所以秦军才来攻打郑国。

在晋楚争霸战争中，介于两强之间的郑国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因而连年遭受两国的交互攻击，致使郑处于晋来降晋、楚来附楚的被动状态。郑为摆脱这种困境，根据当时楚弱于晋的客观形势，决定诚意附晋。为达到受晋保护，免遭楚侵伐的目的，郑卿士子辰向郑简公建议出兵攻打亲附于晋的宋国，借晋率诸侯救宋攻郑之机与晋媾和；待楚军北上救郑之时，再与楚媾和，诱使晋全力为郑击楚，令楚不敢再侵扰郑国。郑简公接受其建议。

宋人为晋侵郑，晋人自己也屡伐卫。同时宋人伐灭曹国，郑人也曾救曹侵宋。等到郑人服了晋，宋人又叛晋攻郑了。这可见郑、宋的世仇直到春秋的末年还没有解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