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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浅析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之功劳,更赞其“不以兵车”的手段。除了戎狄入侵之外忧,当时天下还有礼崩乐坏的内患。管仲其时,天下诸侯不再尊奉业已衰微的周王室,而是对外互相攻伐入侵,在内纷纷为祸作乱,将礼义规则践踏于脚下,导致各国的外交和内政都处于严重的失序中。而管仲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重建秩序,结束混乱。然而更可贵的在于称霸的过程中,强大的齐国只是使用了有限而必要的武力,之后就“隐武事,行文道”,使“天下诸侯称仁焉”。如此不可谓不仁德。

集结强大的武力消灭了华夏最大的外患,又用最小的内耗解决了天下内部的混乱。如此丰功伟业,当然不是“未能对一个已死的国家继承人保持忠诚”这一不完美的行为所能比拟的,况且如果当时管仲随召忽“死之”,又如何建此伟业丰功。故孔子赞赏没有“自经于沟渎”的管仲,认为其行不需要“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在评价其是否仁者上,孔子的眼光是长远、全面而实际的,抓其重大仁德而放其较小瑕疵,遂向子路称赞连连:“其仁也,其仁也。”

因小失大论其礼

孔子又认为管仲是个不知礼法的人,按《论语·八佾》的记载,有人问及,孔子举了两例作答,说桓公在宫里修了类似屏风的塞门,安放了礼待外君的反坫,管仲就依样在自己府里弄了一样的摆设。对这种有违礼法的行为,孔子嘲讽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连管仲都算知礼之人了,那谁算不知礼的人。

模棱两可论其德

首先事是模棱两可之事。孔子直言:“管仲之器小哉。”不知是反感于其“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对物质基础的强调,还是厌憎于其治国称霸中一些为人不齿的手段和策略,但孔子始终没有给出裁定其器大器小的标准和论据,而史料中也难寻依据。在论其不俭时倒是给了两个例子“官事不摄”和“有三归”,即说管仲手下官员多不兼职,且其拥有多处房产。从官员任命来看,也许是特殊部门需要专力专为,也许是管仲于公于私安排如此,官员不兼职是否一定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是有待考量的,而这是否能进一步证明管仲“不俭”更是有待商榷的。从个人生活来看,齐国在管仲的励精图治下经济发达,国富民裕,在整体生活水平很高的前提下,管仲所为正如司马迁所言:“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很难说是过分的要求。况且依《左传》所记,桓公曾筑小谷城赠与管仲,一座城池尚能见赠,何况几处宅院呢。

其实不止这两件事,就连管仲一生最大的黑点,即未殉前主而事桓公,也容易算成一笔糊涂账。一来是时杀身尽忠之观念未成,未能死节不算丢人;二来管仲早言小白能成,跳槽换主并不突兀;三来放箭伏杀中其衣钩险些成功,足以报之不算失职。然而召忽高尚,自杀成仁以殉之。对比衬托之下,就令管仲十分尴尬了。

其次人是模棱两可之人。按《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记,管仲曾托鲍叔牙的所谓知己之论,为自己高调辩护。由内容可知,管仲想多分财利就借口“我贫也”,谋事情办砸就埋怨“时有利不利”,做官数次被驱逐就赖账“我不遇也”,作战经常当逃兵就推脱“我有老母也”等等。这里既有情有可原之处,也可以看出其逐利而虚伪好诡辩的品质,即管仲的私德水准既非大奸大恶,也非大圣大贤,而是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前文孔子对其仁和礼的评价都是不为正面典型即为反面教材的“标杆式”,对于管仲不上不下的道德水平,想要同样作出非黑即白的论断,是难免招人争议的。

写在后面

通过对孔子论管仲的分析可以看出,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要全面,更要分清其功过之主次,抓住要点,才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而且每个人的所见都难保全面,所思都难保周全,对于有争议之处应当求助史料佐证,然后深入分析。

虽然与历史公论基本一致,但孔子又不打算完全掩藏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读罢思毕,一个率真可爱,谦虚之余而又略显倔强的老夫子之形象跃然书本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