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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反对弟弟建房 以死相挟下"限购令"

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钱财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

曾国藩致澄弟书 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

1860年,曾国藩在安徽的安庆,身份是“署两江总督”,即代理总督。这一年的形势如何?诚如他在农历十月初四给朝廷的奏章里这样写道:“已有应接不暇之势,皖南立脚未稳。”说明他在军事上很被动,而且对局势很没有信心,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家乡的弟弟,焦虑之情跃然纸上。

老曾听说弟弟们要在他们所住的黄金堂买田建房,所谓起屋,就是建房,对于此事,他很着急,很生气,说:做哥哥的就怕你们在家乡多置田地,多建房屋,那简直是在加重我的罪孽,让我的“寸心”大为不安。以至于说:“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活着的时候不安,死了不安,几乎是拐着弯说要以死相威胁。

除了以死相威胁,还以兄弟感情相威胁。他进一步说:你们要是听哥哥的,停止买田建房,哥哥我就感激你们;要是不听,哥哥我就恨你们。言下之意就是要断交了。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其实已经有点看空清王朝,对晚清的局势没有多少信心,这种看法是建立在英法联军入京,太平军咄咄逼人的基础上的,鉴于这种形式,老曾十万火急地写信回家制止弟弟们购置物业田地,几乎以死相威胁,命令弟弟们“限购”。因为多一处庄园就多一分危险,就多一份指责,多置财产根本没有益处。如果天下太平,就不怕没饭吃。

所以说,曾国藩的清廉,一方面是因为遵守中国古来圣贤的教诲,克制私欲,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危机感,而且这种危机感是出于他的亲身经历。

多多购置产业,是很多人应对贬值危机,为子孙和自己养老提供物质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国藩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老曾的危机感还不只是停留在物质财富保值层面,还是进一步上升到精神财富保值层面。

依赖产业来保障子孙家人,其实是养成子孙家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力,依赖越多,子孙越懒。在经济形势变化不大的农业社会尚且如此,在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的市场社会,更是如此,固化的物业和产业,很可能成为子孙适应新的经济方式的一个障碍,弱化他们的生存技巧,这才是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