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

胡适，原名洪、嗣，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

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竞生旬报》。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官费留学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胡适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至1948年12月。31年中，胡适先后在北大任教合计18年，其间还曾任上海公学校长及中国驻美大使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胡适有着浓浓的北大情怀。1929年1月，在第一次离开北大三年后，他曾写了那首题为《三年不见他》的白话诗，这首诗正是胡适先生与北大情愫的真实写照。

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以救国，是胡适先生早年立下的志向。在1916年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正是北大接收了这位立志以树人之道为己任的胡适。促成这件事的是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先生。早在1917年前，仍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先生就多次投稿于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其中便有其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章宣扬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之思想，使他成为当时在海内外有一定名气的“文学革命”倡导者。其后陈独秀曾致信胡适，邀请他学成回国后就职北大。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信中“北京总长”为“北大校长”之误。）

1917年7月，不满26岁的胡适回国，即入北大。胡适在北大的18年中，任北大校长只两年，然而无论是蔡元培先生主校，还是蒋梦麟先生主校，胡适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辅佐作用。因此有人讲，论贡献来说，胡适不当校长比他当校长时对北大的贡献要大得多。

胡适进北大第一年，便担任了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诸课和讲授工作。第二年又担任了中国名学、中国小说等诸多课程，并开设了大量的讲座，此类跨学科授课，科目如此繁多、任务如此繁重，令北大同仁们佩服，更是令一些旧派人士张目结舌。胡适很快成为北大独当一面的不可多得的教学主力。

胡适还积极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宣传民主科学，他的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学中第一部白话诗集，他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此外，他还积极辅佐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先后担任了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文研究所主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北大预算委员会聘任委员和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北大教务长、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等要职，为学校决策出谋划策。

这一时期，胡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给北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考证和整理，在学术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3年北大国学研究所创办的《国学季刊》又推胡适先生为编辑委员会主任，刊物采用横排版和英文提要，为中国杂志史上之创举。

五四时期，胡适曾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并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先生，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辞职南下，胡适先生亦站在学生一边。陈独秀被捕后，他还接办了《每周评论》，从舆论上支持学生运动。

正是因为胡适先生在北大异常活跃，故而也成为校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对象。林琴南斥之为左右于蔡元培身边的“秦二世”（胡亥），黄侃则讥之为绕着蔡元培的一只“黄蝴蝶”。

1922年12月起，胡适因病告假一年，后又多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离开北大，192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而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举家迁回北平。11月二进北大。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故胡适一回校，便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先生又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蒋梦麟曾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许多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蒋梦麟上任后，改文理法三科为三院，由胡适推荐邀请了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文科教授，还请来了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理科教授，当时北大教授队伍空前壮大，人才济济。同时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通过胡适先生等人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北大与中华教育基金会在1930年至1935年间的“合作特款”，为北大提供了100多万元的资金。依靠这笔资金，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

繁忙的教务，并没有使胡适先生放弃教学，这期间他讲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等课程，还举办了一些大型讲座。

然而正当蒋胡二人为振兴北大而不懈努力之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大被迫南迁，而胡适复命出任了中国驻美大使，第二次离开了北大。

胡适第三次回北大是在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北大是一座分文理法农工医六院，有近四千人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胡适一上任就任命了各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发誓要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积极筹划，欲在北大建全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他还为中国高等教育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然而此时国内时局已十分动荡，教师们生活十分清苦，学校的经费根本无着落，胡适的许多设想最终变成了空想。“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胡适处于两难境地。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带着几册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他的宝贝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

临行前他给汤用彤和郑天廷留下一张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一天离北大建校五十周年也是胡适先生47岁的生日仅差两天。

1962年2月，胡适先生病逝于台北。生前曾立下英文遗嘱交代，将他离开北大时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大，去世时灵柩上覆盖的也是北大的校旗，这一切都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北大的眷恋之情。

（本文节选自肖东发、李云、沈弘主编的《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