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简介:为国远虑谋略重臣晁错的故事
第一节 上书文帝献国策
晁错,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子前元三年(公元前 151年),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积极策划和推行了为结束地方割据的“削藩”斗争,虽然因七国叛乱而被汉景帝错杀,但他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晁错青少年时期,他曾在轵县(今河南省济源县南)跟随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的理论,后来被朝廷选为太常掌故(太常,汉朝九卿之一,专门掌管礼仪祭祀。太常掌故是太常的下级属官)。
焚书坑儒后,一直到西的时候,研究经典著作《尚书》的人还很少。在齐地有一个伏生,曾为博士,精通《尚书》,但年龄已经九十多岁 了,行动不便,不能应召前来京城讲授。汉文帝就下诏太常,让他派人到伏生处学习《尚书》。太常见晁错年青好学,便派他前往。晁错回来以后,上书文帝讲述 《尚书》内容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很得文帝的赏识。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门大夫(侍卫太子的官),很快又升为博士(主管教育宗室子弟,并在朝廷遇有疑难 问题时负责问对)。
晁错在任博士期间,他上书文帝《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称赞皇太子才智过人,骑马射箭技艺高超,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教 给皇太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继承帝业。疏中论述: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关键就在于通晓“术数”,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他认为 君主必须懂得如何统驭臣子,使得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下面奏报,而不受欺蒙;懂得怎样“安利万民”而使“海内必从”。
晁错认 为,太子是未来的君主,所以就必须教育太子懂得治国的“术数”。以前的君主,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子杀害,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术数”的缘故。现在太 子书读得很多,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只知背诵书本,这是没有用处的。晁错建议汉文帝亲自选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让皇太子学习。汉文帝觉得他的 建议很有道理,就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家的钱、谷,是太子府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职责虽然是主管庶务,但从此以后,晁错便可以经常接触皇太子 ,即后来的汉景帝。晁错以善于分析问题,提出中肯意见,深得太子的喜爱和信任,并被太子誉为“智囊”。汉景帝在当太子时长期受到晁错的影响,这对景帝 执政后,晁错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重大作用。
西汉初年,匈奴贵族不断带兵南下,掠夺中原。汉文帝即位以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文帝 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又侵扰狄道,陇西军民奋起抗击,打了一个胜仗。晁错抓住这个时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就如何抗击匈奴向朝廷献策。他 明确指出:过去打败仗,这次打胜仗,问题不在陇西民众勇敢或胆怯,而在于将吏用兵巧妙或笨拙有所不同。晁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指出:“安边境,立功名,在 于良将,不可不择。”他还总结说,武器锋利,士兵训练可用,将帅懂得军事,君主能选择良将,这四者在军事上最为重要。
汉文帝看了晁错 的《言兵事疏》之后,很为赞赏,赐给他盖有皇帝印玺的诏书,以示嘉奖。不久,他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用“移民实边”来代替 “轮番戍边”。分析了轮番戍边的弊病,他根据匈奴“时至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指出:少发戍卒,则兵力不足;多发戍卒则远县的士兵才到,而匈奴又去。在边 地聚集大量部队,消耗军费很大;如遣散戍卒,则匈奴复入。这样连年下去,国家会疲于奔命而民众也不得安宁。
晁错认为:守边的兵士一年 更换一次的规定有弊病,因为士卒还不熟悉匈奴人的活动规律就到了返回的日期,不利于打击和防御匈奴。针对轮番戍边的缺陷,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即招募内地百姓移民到边塞地区。对长守边塞之民要注意解决好他们的住房、土地、农具、衣服、食物以及配偶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边塞之民就会父子相 保,齐心协力抵御匈奴,而远方的人民也就可以不再到边疆服役了。这对子孙后代都是大大有利的事。就在这一年,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迁民于边塞要害之 处,实行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防御了匈奴的侵犯。
公元前168年,晁错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小商人,贱买贵卖,从中牟利,疯狂兼并土 地,造成大批农民流亡的严重局面上书汉文帝。在这篇《论贵粟疏》中,他认为就是要使民务农,而要想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的途径,就是要用粮食 作为赏罚的手段。汉文帝极为重视晁错的建议,立即颁发了纳粟授爵令,规定百姓向政府上交粮食的,按粮多少赐以不同级别的爵位。
文帝十 五年(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所谓“贤良、方正、文学”是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贤良、方正”多从现任官、退职 官中推举;“文学”一般从民间读书人中推举。晁错是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的。汉文帝亲自出题,要被选的人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等三个问题。参加对策 的有一百多人,晁错回答得最好,名列第一,他的《举贤良对策》也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晁错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这个问题时,强调了君主亲自执政的重要性。他认为帝王应该“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晁错指出汉文帝执政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定”,其原因之一是文帝亲自处理政事不够,而依赖群巨较多。
在回答“直言极谏”的策问时,晁错提出了辅佐天子的大臣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1)制定法令要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不要“苦民伤众”。 (2)对伤害国家和民众的法令和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以补救君主的过失,纠正错误。(3)立法要平正,赏罚分明。(4)为人方正,尽心尽力办事,奉法令不 徇私舞弊,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总结了秦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秦灭亡的原因:任用坏人而听信谗言;大量兴修皇室宫殿,赋税没有节制,人民困疲,财力耗尽;法令繁多残忍,赏罚随意而行;贪官污吏乘机违法乱纪,造成上下瓦解,各自为政。
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深得汉文帝嘉许,因此由太子家令升迁为中大夫(掌顾问应对,武帝时改为光禄大夫)。
以后,晁错针对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及更定法令等继续向文帝献策,并就此著书三十篇,不愧为“直言极谏”之臣。虽然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用晁错的主张,但对他的才能很欣赏。太子也认为晁错的献策很好,然而袁盎等一些大功臣对晁错则是颇为忌妒,并不喜欢他。>
第二节 “削藩”之举惊天下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也就是汉景帝。第二年,晁错由中大夫升为内史,即 主管京都地区的长官。汉景帝对他很信任,言听计从,其作用超过了九卿(汉中央政府组织分三公。九卿、列卿等,三公最尊,九卿次之。九卿为奉常、郎中令、卫 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晁错在景帝的支持下,对许多法令进行了修改,招致丞相中屠嘉的妒恨。正巧,晁错因为 内史府大门在东边,出入很不方便,需要开个南门,而内史府的南面是太上庙的外墙,于是就拆了一段庙的外墙,以便出入。申屠嘉闻讯大怒,想借此奏请景帝杀死 晁错。晁错得到消息后,连忙抢先向景帝说明了实际情况。到申屠嘉来向景帝报告时,景帝说:“拆的不是庙的内墙,而是外墙,不应当法办处死。”罢朝以后,申 屠嘉恼怒地告诉别人说:“我应当先斩后奏,而先奏请反误了大事!”不久,申屠嘉病死,晁错在景帝面前也更加得宠了。
景帝前元二年(公 元前155年),晁错由内史升迁为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这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这些诸侯王大都是西汉初年,汉高祖所分封的刘姓子弟,当时 大都是年幼孩童,到汉文帝时已长大成人。刘邦本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让他们辅翼王室,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诸侯有大块封地,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势力越来 越大。那时共有22个诸侯国,齐王拥有70多个城,吴王有50多个城,楚王也有20多个城。而且有的诸侯已经不受朝廷的约束,驱走朝廷官吏,诱招亡命之 徒,大有天下又要变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晁错敏锐地看到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对中央政权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且,诸侯闹割据,一来免不了发 生战争,二来对发展生产也很不利。于是,晁错向汉景帝建议削藩。他在《削藩》中指出,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主张先拿犯有罪过的诸 侯王开刀,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归朝廷直接管辖。
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吴王刘濞。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 侄子,吴王封地五十三座城,东边靠海,煮海水熬盐获暴利,境内铜山可供铸钱。而且先前吴太子与当时为皇太子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吴王一直心怀怨恨,借口有 病不来朝见。依法本应处死,可文帝不忍心这样办,赐以十几手杖。刘濞本应悔过自新,可他反而更加骄横跋扈,图谋作乱。
晁错一针见血地指出,诸侯要是存着造反的心,削地要造反,不削地,将来迟早也要造反。现在造反,祸患还小,也易扑灭。等将来他们势力更大了,造起反来,那祸患可就大了。
《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诏令公卿、列侯和宗室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完全支持晁错,因此不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皇太后的 亲戚窦婴在大殿上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 改了法令三十条。这样一来,势必遭到许多大臣和诸侯的强烈反对,他们对晁错及《削藩策》百般攻击,恨之入骨。
晁错的父亲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城,提心吊胆地劝说儿子:
“皇上刚刚即位,你为政用事,削夺诸侯的封地,使皇家骨肉之亲疏远,弄得大家都骂你怨你,你何必这样做呢?”
晁错理解父亲的一片心意,但他还是耐心说服道:“不这样做,天子的地位就不能巩固,国家政权就不能安稳。”
晁错的父亲却说:“这样做刘氏安稳了,可咱们晁家可就不能安稳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老人回到家中,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第三节 暗箭难防遭腰斩
晁错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劝阻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为巩固中央集权,他继续积极协助景帝筹划削藩的措施。 朝廷要削诸侯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吴王刘濞便决定发动叛乱。他派中大夫应高与胶西王刘印密谋,提出以声讨晁错为名,起兵夺天下,“两主分割”。接着,刘濞 乔装打扮,亲自赴胶西,订立了叛乱同盟,并由刘印串联齐地诸国,刘濞负责串联楚、赵诸国,相约共同起兵。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王都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檄文,打出“清君侧”的幌子,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
同月,刘印杀了朝廷派到胶西国的官吏,胶东王刘雄渠,笛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先后发兵,一时干戈四起,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此爆发了。
吴王刘濞依仗吴国富庶,在致诸王书中称:我的金钱分布天下,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给!并对将士列出奖格,最高的“奖赏”是赐金五千斤,封万户。
面对来势凶猛、声势浩大的叛乱,景帝当即在军事上做了部署,太尉倏侯率三十六将军为主力,进攻吴楚军;曲周侯郦寄攻赵军;将军栾布攻齐诸军,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齐赵方向,作为后援。
可天有不测风云,晁错未能提防背后射来暗箭。先前曾担任过吴相、并接受刘濞贿赂的袁盎,惧怕晁错追究,连夜与窦婴密谋。于是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 盎。袁盎进宫后见景帝正与晁错商讨军情粮草等前方战事,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当过吴相,现在吴楚反叛了,你的看法如何?”袁盎骗景帝说:“不用忧愁,一定 可以破吴。”随后阴险地利用景帝支开了晁错,这才对景帝说:“吴楚所发书信,说是晁错擅自抓住诸侯过错,削夺封地,因此才造反。只要杀晁错,赦免吴楚七 国,恢复被削夺封地,就可以不流血而统统罢兵了。”
汉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蛊惑之言,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为了对得起天下,我不会爱惜某一个人的。”当时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嘉等人都视晁错为眼中钉,在景帝批准处死晁错后,让蒙在鼓中的晁错穿着朝衣巡行市中,在中途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用腰斩的酷刑杀害了晁错。
接着,袁盎官拜太常,被派往刘濞处,以求罢兵。谁知刘濞不但不答应,还声称:“我已为东帝!”并要袁盎跟他反叛,因袁盎不愿,差点被杀掉,侥幸地逃回了 长安。汉景帝召见从前线回来的校尉(武官,职位略次于将军)邓公时,问道:“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经被杀了,吴、楚罢兵没有?”
邓公回答:“吴王阴谋反叛已经数十年了,发怒于削地,以诛杀晁错为借口。他们的用意并不是只为了一个晁错,而是想当皇帝。我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再也不敢谈论削藩了!”
汉景帝叹道:“你说得很好,我也非常后悔!”景帝这才下定决心平定叛乱,下诏令周亚夫统率大军迎击叛军。由于叛军逆历史潮流而动,仅仅三个月就被平定 了。吴王刘濞兵败自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景帝趁平息七国之乱之后,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管理,使诸侯王失去 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晁错虽然被错杀了,但他的政治主张终于得以实现了。从此,地方割据局面遂告结束,中央政权的权力大大加强了。
晁错在历史上争论颇多,在《史记》中称赞他“为国远虑”,却又说他“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北宋、兄弟曾咒骂他削藩是为个人“求名”,所 以该死!然而历史自有公论,晁错确实是一位进步的、杰出的政治谋略家。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应该说这是颇为中肯的 评价。晁错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大都反映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举贤良对策》等奏疏中)大都切中当时为 政之要害,针对性强,见解深刻而独到,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古代谋略家的行列。然而,这位“为 国远虑”的皇帝左右手,治国安邦的谋略重臣,一旦严重地触犯了倒退势力的利益,反被皇帝错杀、冤杀,也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种必然结局。然而,为了国家利益 和社会的进步,晁错“不善谋身”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是十分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