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朱祁钰挽救明朝于危难，死后为何惨遭抹黑

　　明代宗朱祁钰，为大明王朝救时天子，明朝能安然度过“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集合一群残兵败将，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除于谦是护国功臣、中流砥柱外，朱祁钰作为皇帝也同样功不可没。

　　土木堡之败， 主战场20余万明军战死三分之一，伤者约一半，衣甲兵器辎重尽失，几近全军覆没; 再加上西宁侯宋瑛和武进伯朱冕所部大同军数万在阳和卫之战惨败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王贵三人所统率四万兵被全歼;鹞儿岭之战成国公朱勇部五万军被全歼的损失;总计伤亡近30万，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之大败。

　　而随行文官武将阵没者，包括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人。 整个大明王朝文武中枢，几近一扫而空，京城门户亦已洞开，大明帝国最精锐、配备先进火器的京师三大营毁于一旦，此后虽经重建，再不复从前战力。 经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时期的帝国经此一败，竟到生死存亡关头。

　　【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明实录》

　　彼时皇子朱见深尚在襁褓，而且并非正式册立的皇太子，一个婴儿根本没有办法去凝聚危城人心。 年轻的监国朱祁钰手足无措，毕竟一个年轻皇帝刚闯下大祸当了俘虏，文武百官不可能对另一个更年轻且没有政务经验与魄力的人有信心。

　　孙太后病急乱投医，在国难时一片迎立贤王声音中，打算迎立“诸王中最长且贤，众望颇属”的皇叔、襄王朱瞻墡。襄王有多名成年子孙，他若得立，则帝系转移变成定局。

　　这时，于谦“立朱祁钰为帝，朱见深为太子”之议，既符合国难立长君的现实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证了明宣宗一系的权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对得起宣宗当年的君臣之遇。 岂料这亦令此时沦为瓦剌俘虏的朱祁镇怀恨在心，认定是于谦勾结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

　　板荡见忠臣，疾风知劲草。于谦挺身而出，在明军主力精锐尽丧时，收集一群败将溃兵，在四方支援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

　　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屡屡要挟明廷，于谦坚决主张社稷为重，严词拒绝一切寇虏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质失去利用价值。

　　同时又是于谦苦口婆心劝说朱祁钰“天命已定”，打消其疑虑。朱祁镇因而得还，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

　　【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朱祁钰其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与魄力，原本亦无多大野心。 只是在大臣的坚持推戴下，他亦无力抗拒。如非恰逢其会，皇位也根本落不到他头上。

　　整个景泰年间，朱祁钰对于谦表面上言听计从，极为礼敬，屡加封赏，多次探视，远远超出了一个皇帝对臣子的限度。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名为兵部尚书，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

　　两人最值得称道的一段佳话，是御医给于谦困扰已久的痰疾开了方子，说要用竹沥(竹子经火烤后所流出的液汁)做药引子。当时北方地区竹林很少，竹沥不易取得。朱祁钰便带着随从到万岁山，亲手为于谦伐竹取沥。

　　【素病痰，疾作，景帝遣兴安、舒良更番往视。闻其服用过薄，诏令上方制赐，至醯菜毕备。又亲幸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明史·于谦传》

　　然而，在皇位上待得久了，秉承了一名专制帝王的雄猜本性，朱祁钰也不可避免地对于谦有所猜忌和牵制。

　　当政敌上书弹劾于谦恃权结党、举荐私人时，朱祁钰一方面称「于谦专兵政，举人亦其所宜也」，另一方面又不免敲打于谦「已往者置不问;今后如假公营私，必罪以祖宗成宪，不宥」。

　　于谦奏请裁革太监监军之制，朱祁钰不允，命内臣监军如故。石亨、罗通等将领心胸狭隘，嫉恨于谦的威望和大功，屡番诋毁于谦，朱祁钰却不顾于谦反对，将他们委以重用，参赞军权，其目的很明显，就是用来牵制于谦。

　　朱祁钰病重不起时，其太子朱见济已死，却为了自己面子，不愿复立前太子朱见深为太子。于谦和商辂等内阁重臣商议，由商辂援笔《复储疏》：「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而当时宣宗子裔，仅剩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的，太上皇朱祁镇的几个儿子。

　　【十六日拟写二本，伏阙投进，本稿系臣在礼部朝房内写，主事俞钦抄誊。本内有云：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当复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正位东宫，助理庶政等语。姚夔、邹干等皆称善。因写二本，大小官员佥名数多，封进不及。】——《商文毅公文集》

　　然而石亨、徐有贞等朱祁钰重用的臣子，抢先发动“夺门之变”，迎朱祁镇复位，于朱祁钰而言，误信小人，身死位废，也是自作自受了。

　　当夜，为了大明社稷的稳定，于谦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按兵不动……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病重的朱祁钰以己度人，是万万想不到于谦这般几近圣贤的高尚节操的。他听闻变起，第一反应是“于谦耶”，生怕于谦要学王莽司马懿，夺大明江山，自己从此成为朱氏皇族末代国君、千古罪人;

　　等听说是朱祁镇政变复位，方长舒一口气「哥哥做，好!好!」。他被废去帝号，继续躺了一个月后，不明不白死去，明人笔记里说，是被明英宗派太监蒋安，用布帛勒死。

　　于谦被杀害时，家产亦被抄没，家无余资，只有正屋里紧锁着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等物，天下冤之……

　　【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明史·于谦传》

　　又过了许多年，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不但给于谦平反昭雪，并在此时被召还为内阁首辅的商辂力主下，追复朱祁钰“恭仁康定景皇帝”帝号，并以帝皇之礼重修其陵寝。

　　平心而论，朱祁钰虽然本身能力有限，性格上也颇有心胸狭隘和优柔寡断的弱点，但能以朝政大局为重，绝大部分时候都对于谦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已经算是个相当不错的皇帝了。

　　只是汲汲于一己之利、一家一姓之私的朱祁钰，始终难以真正理解于谦的高尚人格和伟大襟怀。

　　于谦和岳飞这对“西湖双忠”，皆是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信念的华夏社稷之臣，他们真正忠心的从不是某家某姓皇帝，而是整个华夏文明和亿兆苍生。也真因如此，方值得我辈后人，永世敬仰。

　　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其首辅李贤在笔记中记述了朱祁钰许多所谓的"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的劣迹。

　　然而李贤此人，绝不是如《明朝那些事》美化吹嘘的那样，什么「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正直大臣。

　　李贤本因明代宗朱祁钰知遇之恩，才超擢提拔为朝廷要员，然而他在《天顺日录》却一边吹嘘朱祁镇是「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一边大泼朱祁钰的污水，把他写成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谈及“夺门之变”，则是「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因此，连史官都忍不住在李贤的传纪中，讥刺他对明代宗的忘恩负义，以及「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排斥异己迫害忠良的种种劣迹。

　　【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

　　那么，李贤此人关于朱祁钰种种“劣迹”的记载又是否一定可信呢?明眼人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