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遇害

嵇康遇害

　　嵇康被杀，起于吕安一案。《晋书·嵇康传》载：“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但其被杀，却缘于钟会的构陷：

　　初，康贫居，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谗：“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晋书·嵇康传》）

　　《魏志·钟会传》也说：“（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时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据此所言，嵇康之被杀，罪魁祸首就是钟会。钟会为报睚眦之怨，借吕安一案，乘机陷害嵇康。这似乎已成为定案，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但是，如果仅仅把嵇康被杀归咎于钟会的陷害，似乎很难自圆其说。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从吕安一案说起。

　　吕安与其兄吕巽都是嵇康的好朋友。可吕巽人面兽心，见弟媳徐氏貌美，乘吕安不在，指使其妻用酒把弟媳灌醉，将其奸污。事发后，吕安欲诉之于官。吕巽急忙请嵇康从中调停。嵇康因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又知此家丑一旦传扬出去，吕氏兄弟都不好做人，遂应吕巽之请，出面调停，把这件事情按了下来。可是，事后吕巽却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说吕安不孝顺，竟然敢挝母亲之面。司马昭高举以孝治天下的旗帜，见吕安为子不孝，遂把他抓了起来。嵇康知道真相后，愤然与吕巽绝交，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吕安入狱后，为了说明真相，自然要涉及嵇康调停之事，嵇康也因此被投进监狱。

　　这件事情很蹊跷。首先，吕巽诬吕安不孝，如要证实，不仅要吕安自己承认，而且还要有吕安母亲的证词。只要问一问吕安的母亲，一切就可真相大白。其次，即使吕安真的不孝，按当时的法律，最多也就是发配边远之地，还不至于处死。而嵇康只是调停人，没有违法之事，不当系狱，更不应斩首。再者，司马昭虽然标榜以孝治天下，但对当时的名士还是比较宽容的。阮籍为母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司隶何曾对阮籍“任性放荡，败礼伤教”恨之入骨，建议把阮籍“投之四裔，以洁王道”。司马昭对此却不予追究，显得很是宽容［３］。嵇康是与阮籍齐名的大名士，司马昭对阮籍如此宽容，却对嵇康如此严酷，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至于说钟会故意陷害，也是与理不通。钟会陷害嵇康的口实，按《晋书·嵇康传》的记载，主要有二：一是当初毋丘俭反叛时，嵇康欲助之；二是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这两条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嵇康虽是中散大夫，但已如前述，他在正始九年已移居山阳，希心世外，慎言慎行，不要说他不知道毋丘俭反叛之事，即使知道，也不可能“欲助毋丘俭”，司马昭怎么可能相信呢？关于第二点，如果说“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就要杀头的话，魏晋名士不知该有多少要被斩首示众？当时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非薄礼教为时尚，即使是礼俗之士，又有多少人不“言论放荡”呢？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固然是事实，但真正因言语招祸者，却没有一人。何晏、夏侯玄不是，嵇康不是，其后的张华、潘岳、陆机也不是。

　　那么，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余嘉锡先生在其所著《世说新语笺疏》中，提出了“叔夜之死，实因吕安一书”的说法：

　　叔夜之死，《晋书》本传及《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文选·恨赋》注引臧荣绪《晋书》，并孝标此注所引《晋阳秋》、《文士传》，均言吕安被兄诬告，引康为证见诛，不言尝徙边及与康书事。惟《文选·思旧赋》注亦引干宝《晋书》，与公孙罗所引略同。然李善于此无所考辨，罗独明干宝之是，证嵇绍之非，其言甚核。五臣李周翰注，亦谓绍之《家集》未足可据。然则叔夜之死，实因吕安一书，牵连受祸，非仅因证安被诬事也。

　　余嘉锡先生的说法，本自公孙罗《文选钞》引干宝《晋纪》。其文云：“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其中云：‘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虎睇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难，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 ［４］

　　臧荣绪《晋书》从干宝《晋纪》，亦录此事。文称安妻甚美，兄巽淫之，反诬安不孝，启太祖（司马昭）徙安边郡。吕安在赴边郡的路上写下了《与嵇康书》。此书满腹怨气，一腔义愤。司马昭见了，很是恼怒，“收安付廷尉”，吕安与嵇康因此俱被斩首［５］。

　　按当时的法律，吕安之罪即使成立，也罪不至死，而应判徒刑。结合何曾向司马昭建议将阮籍发配边远事，吕安因兄长的诬告而被发配边郡，应是可信的。所以，最接近真相的是干宝《晋纪》所说，吕安因其兄诬告而被发配边郡。而吕安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就在发配边郡的路上给嵇康写了一封充满怨气和义愤的信，结果导致二人同被杀害。

　　应该说，关于嵇康之死，干宝《晋纪》和臧荣绪《晋书》所记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干宝是两晋之际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记述魏晋之际的一些重要事件时，他的情感天平不由自主地要偏向司马氏一方，所以，他记述嵇康和吕安之死，是仅记事件本末，而不究其事件之原因，只是说“康理之，俱死”。但是，嵇康为何会因替吕安申冤而被杀呢？这同样是一个疑问。

　　嵇康是一个对身外之事反映十分平淡的人，王戎与其居２０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还努力向阮籍学习，口不论人过，很少说别人的不是。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大可能树敌的。但是，这只是就一般的人际交往而言，若是涉及到政治斗争、国家大事和政权的稳固与否等重大事情，不论你是否招惹别人，只要别人认为你可能是一种威胁，哪怕是潜在的威胁，那么你就很难超然世外。嵇康的情况就是这样。

　　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何晏的侄女婿，又不明不白地跑到汉献帝的贬居地山阳住了十几年。这种身份，这种态度，都令司马昭难以放得下心来，这是其一。其二，嵇康平时就抱一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山涛举荐他为吏部郎，他竟然愤然与山涛绝交。其三，王肃、皇甫谧等人杜撰汤、武、周、孔的话，为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根据，而嵇康却“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就等于是反对司马氏篡位［６］。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嵇康下狱后，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司马昭心生忌惮。太学生为嵇康请命本来是想救嵇康，结果却让司马昭看到了嵇康在文士中的巨大影响，促使司马昭痛下决心。

　　如果只是一般人物，司马昭也许不会把嵇康放在心上。但嵇康不同，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和被司马懿杀掉的何晏有姑侄之亲，又是魏晋之际的大名士，在文士中很有号召力。嵇康下狱后，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要嵇康做他们的老师。遭到司马昭的拒绝后，他们又要和嵇康一道入狱。这充分说明了嵇康在当时文士中的影响力。嵇康如果仅仅是不合作也就罢了，但是他竟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代魏自立。这样一个如此有影响的人，竟然反对他谋篡曹魏大权，司马昭如何能够容忍！司马昭处心积虑代魏自立，虽然已是人人尽知之事，但是没有一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嵇康尽管是以“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反对的意思，但还是被司马昭看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嵇康即使不牵扯进吕安的案子中，即使钟会不去诬陷他，但只要嵇康稍有不慎，随便有一点不合礼教的行为，司马昭都会对他痛下杀手。嵇康之死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比较而言，阮籍虽然狂放不羁，任性而为，且同样不与司马氏合作，但他善于掩饰，且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低头。司马昭要进位晋王，郑冲让他起草劝进书，阮籍虽不情愿，喝酒醉得一塌糊涂，但他还是写了，并且词不加点，一挥而就。像阮籍这样的不合作，司马昭能够容忍。而对嵇康这种既不合作又反对司马氏篡魏自立的人，司马昭就不可能那么宽容了。所以，嵇康之死，表面上看是受吕安一案的牵连，是钟会有意诬陷，而实际上则是司马昭认定嵇康有意与他作对造成的。两晋史学家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了替司马氏掩饰，却不愿意明白指出，而是归罪于钟会的诬陷。许多论者出于对正史的迷信，对嵇康之死不加怀疑，不作辨析，结果自然是因袭旧说，而真相始终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