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汉奸祸国：道光皇帝竟患上汉奸恐惧症
战败后，朝廷上下纷纷强调“汉奸”是主要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官员、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战斗力，相反，他们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汉奸”的谴责上。故而直到战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打量他们所对抗的这支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汉奸”。前线官员纷纷上奏，把辖区内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为“汉奸带路”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即已流行于清廷高层。1831年，御史邵正笏给皇帝上折谈“夷人”不守规矩的问题，其中提到：“又有汉奸……贩买年幼女子，售与夷人为婢。……内地书籍，不准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买，并有汉奸在夷处，课其子弟。”察其语境，凡为洋人购中文书，教洋人学习中文，即属“汉奸”。林则徐给“汉奸”下的定义则是：“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凡不经过官府而与洋人有往来者，全是“汉奸”;林氏赴广州禁烟时，即公开表示，要拿“汉奸”第一个开刀：“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并亲自开列了一份近百人的“汉奸”名单，且附有具体住址，责令广东布政司、按察司挨个抓捕。林氏禁烟期间，先后七次向朝廷奏报其整肃“汉奸”之成果;但按其“汉奸”标准，其中有无冤案，亦可想而知。[page]
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譬如：广东方面，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等奏报称：“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琦善则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方面，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称：“查逆夷踪迹诡秘，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往往窥伺军情，造言惑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更声称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战事失利，全因“汉奸”破坏：“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钦差大臣裕谦汇报定海之战失利，也同样奏称：“因该逆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众寡不敌，以致失事”;“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祷，皆系闽、广亡命，夷匪随后指挥……约计总有万余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亦分别奏称：“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臣观该逆伎俩，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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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为爪牙，失事各处，均有汉奸内应”……
被范文澜称赞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1941年初，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即明确将其归咎于“汉奸”。家书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又说：“此次廷寄(地方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可见“汉奸祸国”问题，在林氏看来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雪片般的“汉奸祸国”奏折，让道光皇帝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
雪片般的奏折里满满的全是“汉奸祸国”，不由得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不信“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各处战事不利，“均系汉奸助逆”。正因为深信“浙省办理军务，不能得手，皆由汉奸充斥，助逆肆凶”，这位以勤勉、节俭着称的皇帝，才会给身处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出主意，要他致力于对“汉奸”的策反工作，政策上要着力宣传“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如此“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随着战事的推进，各方奏折里的“汉奸祸国”愈演愈烈，皇帝甚至开始担忧起京城的安全，在给军机大臣的一份谕旨中，皇帝特别交待，要紧紧守护住京城大门户天津城，千万不能让“汉奸”们潜入城中，与洋人里应外合。谕旨说：[page]
“倘若这些逆贼因海口防御严密，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模样，潜入城中，作为内应，我军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卒之际，这些逆贼汉奸在城内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如何才能抵御?穆彰阿你等要妥善商议，设法严防，断不可查办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草草了事。须派出得力人手，处处留心，秘密侦探，使奸徒无处藏身，方为周妥。”(笔者注：本段资料引文较长，为便于阅读，编辑稍作通俗化处理，下同)
数日后，皇帝再发谕旨，提醒军机大臣，不但要防备“汉奸”混入天津城，还须防备“汉奸”窜入天津郊外村庄。谕旨说：“(天津)所有南北两岸炮台将士，……必须派员严密稽查，勿令汉奸混入。天津五方杂处之地，最易藏奸，地方官已在城内城外，密派人手，分配街道，专司侦察，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律编列保甲;并令地方绅士耆老协同稽查。方法已很周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人烟稠密，军民良莠不齐，也务当设法时时访查，不可令汉奸匪徒潜入。所派人手，务须暗加侦察，不可草草应付，日久生懈，是为至要。”
事实上，汉奸问题远没有朝廷所想象的那般严重
道光皇帝对“汉奸”的恐惧，乃受了前线官员之骗。前线官员之所以纷纷在奏折里大谈“汉奸”带路祸国，多是为了推卸自身的战败之责。当然，也有少部分如林则徐这般的官员，是真的相信广东、浙江地面上“汉奸”多如牛毛。对“汉奸”的指控，确实有一部分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