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与塞防之争：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两难

导读：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被称为“海防与塞防之争”。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br/>1874年春，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勒索白银50万两而还。这是“同治中兴”十余年来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入侵，故中日和约签署不过六天，恭亲王即领衔总理衙门上疏同治帝，极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为“紧要应办事宜”，并奏请将该折下发南北洋大臣并滨江沿海各省督抚，饬其详细筹划。之后半年，包括李鸿章、沈葆祯、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29人共递上相关折片60余件，纵论国防要务，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世史家又根据其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称之为“海防与塞防之争”。<br/>“海防论”、“塞防论”相攻讦，表面上是政见差异，实则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国家(Rimland Power)在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以及战略选择的两难;面对此种困境，如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分配精力，用于国防建设的财政资源又从何而来，则成为现实考验。惜乎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海陆并举”。<br/>“海陆并举”实为财政黑洞<br/>边疆战争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成为耗尽大帝国财力的元凶，关键在于因空间广大且缺乏补给而导致的“力量损失梯度”。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创造的这一术语描述了如下事实：随着军事单位深入远离基地的区域，其受损程度将逐步增加，相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则日益递减。若要尽可能多地降低损失梯度，一则必须改善交通技术，获得骑兵、公路和铁路，二要不计糜费地维持补给线。是故一切边疆战争，迟早会演化成交通战、补给战;而长期的、不可控的战争支出，最终将超出按算术数列增长的农业经济的承受上限。明朝之所以自15世纪中叶起大筑长城，便是因为收复河套所需的开支已为财政所不容，而宁可改行短期花费较少的防御战略。<br/>左宗棠以塞防关乎社稷，坚持出兵新疆，自有其安全依据;然而他毕竟无法脱出“力量损失梯度”的限制，开支很快水涨船高。从1875年底到1881年夏，仅各省拨付西征战事的协饷就高达白银5230万两(账面)，加上近1500万两的外债，每年要花费1/10以上的岁入继续新疆战事，这给千疮百孔的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br/>而在蒸汽-钢铁时代，从无到有地创建一支海军同样所费不赀。不单是依托农业经济的清政府无法支持“海陆并举”的花费，即使是20世纪初的德国这样经济总量惊人、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的大工业国，要同时维持海陆双向的扩张也是举步维艰。<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08/73/087354B9993676FB802A165BE510E598.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海防与塞防之争：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两难"/><br/>然则李中堂也非等闲之辈：鉴于西征协饷造成海防专款实解率不足三成，李氏开始处心积虑侵挪南洋以及闽粤各省自留的购舰经费，以扩充北洋一隅。如购买“定”、“镇”二舰花去的340万两白银，有130万两系挪用福建海防款，名义为“代购炮艇及巡洋舰”;65万两取自南洋，名义为“代购2艘巡洋舰”;其余部分则截留自招商局收入原定偿还各省借款的部分。军舰一旦归国，即报请留用于北洋，不掏一文而赚得巨舰两艘。此外“镇”字号炮艇中有2艘系挪用山东海防款购买，“致远”号等四舰则是打着为福建代购的名义，由户部自神机营所借洋款中支取了大头。无论塞防、海防，都不能脱出地方主义的格局，不惜牺牲整体国防之均衡来满足集团利益，如此面貌下的“自强”能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