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风云

兰封会战：12万人未能围歼2万日军却决开了花园口

决堤花园口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7F/F5/7FF57F6758130401F8942725F4D24A76.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 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 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 [page]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赵口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9/84/5984FE828D92558AA9FBDB16FE892834.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兰封会战：12万人未能围歼2万日军却决开了花园口"/> 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 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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