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珍珠港：一群明白人为什么集体发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br/>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堪称丧心病狂。<br/>当时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疯子?<br/>堀田江理这本《日本大败局》通过对“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的勾勒，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br/>事实证明，决策失误不仅是最高决策人的问题，更是决策机制的问题，当高层利益与底层利益分离时，疯狂蠢行在所难免。<br/>把球踢给东条英机<br/>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br/>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br/>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br/>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0/84/4084252EB73C767C43DE314DBE496866.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偷袭珍珠港：一群明白人为何集体发疯"/><br/>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罪恶同盟。<br/>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br/>为什么类似的灾难在不断重复<br/>当所有脚都不去踩煞车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而是在反复发生，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得出四层体会：<br/>首先，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br/>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br/>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酿成灾难。<br/>第二，要警惕民族主义绑架社会：<br/>民族主义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价值追求，但政治理想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标准来衡量。<br/>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br/>政治标准往往神圣，能给人存在感与激情，从而忘掉现实的平庸与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如果高层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就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br/>第三，有人反对总比没人刹车要好：<br/>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br/>但，在专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牺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工具价值，人类的尊严与情感完全被阉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对抗专制主义?<br/>专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纳反对派，进而变成消灭反对者，然后是消灭反对声音，最后是消灭不赞同的声音。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逼人天天喊伟大，是在批量培养佞臣，而佞臣哪里会踩刹车。<br/>第四，警惕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br/>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br/>然而，在专制社会中，高层权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号令手下，它决不能犯任何错误，当大家都看到他犯错误时，他只能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br/>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因为做决策层不要直接承担错误后果，选择让别人去送死，总比选择让自己死要容易，说到根上，还是制度问题。<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