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战败后裕仁天皇为什么最终没有退位？

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br/>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br/>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B/E4/2BE429CA62C5208189F89AA962832102.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二战日本战败后裕仁天皇为什么最终没有退位？"/><br/>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br/>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br/>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br/>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br/>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入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br/>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br/>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