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左宗棠为什么看不起曾国藩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官场恩怨<br/>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同时期一代豪杰，都为同治中兴立下不朽功勋，此二人与彭玉麟并称大清三杰，又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还与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往来，令世人为之惋惜。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中，也流露了两人由知己到交恶的原委。<br/>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就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第。但好运也就此结束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br/>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并没有在京试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沦，也没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样从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大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正如他后来所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1/6F/216F01CE94F850D5BE3E058868CF90AB.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以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br/>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br/>陶澍看了对联后很开心，他接下来走进县公馆，只见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陶澍无法不激动。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br/>作者正是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还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br/>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此番会见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左宗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联遂成千古绝唱。林则徐临终前还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br/>[page]<br/>是蛟龙总会腾渊，是猛虎总会出山。当时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中，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袖手旁观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前来投奔，巡抚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从此“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张亮基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br/>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因公务而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对左宗棠，尤有提携之恩，这是后话。<br/>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br/>左宗棠出佐湘幕，屡建功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赞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左宗棠转危为安，躲过一劫。<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9/CD/59CDAF4F9B0D49C2355ACAC991E3921E.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于谦让用了“右仰”字样客套，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曾国藩自然心生不快。<br/>[page]<br/>左宗棠与曾国藩的首次闹掰，缘于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过世，按封建丁忧制度，曾国藩当应回家奔丧，然而此时战事吃紧，按照清政府对丁忧制度的“补充规定”：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曾国藩此时在江西战场，朝廷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既要曾国藩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又不给他调动全国各地的权力，弄得他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正是满肚子怨气，早想甩担子了，替父奔丧，是个最好不过的机会，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请丧假；另一方面，不待朝廷回复，他先斩后奏回到了湖南老家。<br/>曾国藩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br/>左宗棠毫不体恤曾国藩的用心与苦衷，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说曾国藩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是不礼之举，是不义之举，将曾国藩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此信中，左宗棠还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意思是，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的告诉你。接下来，又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曾国藩看信后自然是气坏了，于是对左宗棠置之不理，以无言来强烈抗议。一年之后，两人才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br/>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的差异上，在大敌当前之时，都可以包容，这些不和谐的插曲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然而，彻底决裂的一天还是到来了：克复天京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福填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99/C4/99C45D4AF835B91EB908569B23D882CB.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所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对曾国藩就太薄了。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满于曾国藩，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br/>当1872年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时，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br/>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公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曾公生前，左常轻之，有一幅曾、左合作的对联为证：曾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嵌入左季高即左宗棠名字）。左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近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亦巧嵌入曾国藩）。<br/>曾公死后，左极重之，其对曾国藩评价甚高的挽联即可说明之。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曾侯（曾国藩）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br/>然而对曾国藩的评价一事上，左宗棠却像个孩子似的出尔反尔。薛福成长期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他记述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的一些意气事。<br/>据薛福成记载，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死去的曾国藩依然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就不忘贬之。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时，沿途官员设宴迎送，回来后都说，左宗棠在席上喋喋不休，不外两件事，一是自己如何平定新疆叛乱，一是痛骂曾国藩，实在是烦人。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官府设在南京，官员去晋见他，出来后摇头不迭，同样是被左宗棠的聒噪困扰。江苏乡绅潘季玉，以地方上的公事到南京，回来对人说，我拜见老大人后，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把话头引到西征事上，滔滔不绝，我根本插不上嘴。接下来，就是骂曾文正公，骂得一塌糊涂。我还没来得及禀报下情，差役看时候不早，递给老大人一杯茶，就端茶送客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到都督府，刚一坐定，左宗棠即大骂曾国藩，一直骂到终席，妙语连珠，冷嘲热讽，潘季玉只好撤回。数日后，又去拜见，左宗棠又是先骂曾国藩，再讲西征平叛，连带着把李鸿章也骂了。后来双方起立告别，潘季玉想插嘴请示一下地方上的事，没想到话头又被左宗棠引到西征上，吓得潘季玉赶紧跑出来，再也不敢抱汇报下情的想法了。<br/>晚年的左宗棠逢人便讲西征、骂曾国藩，群僚皆以为苦，颇有怨言。这也是左宗棠被人广为诟病之处。然瑕不掩瑜，其从一个介衣到一品大员，从穷酸书生到柱国奇才的传奇人生，将永远闪耀史册。<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