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战史风云

战史风云

战后反思: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解释和分析

导读:中日甲午战争资料、甲午战争时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甲午战争的影响。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br/>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br/>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br/>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B/40/5B40757102B98D85FF0EA7499B7DE834.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br/>[page]<br/>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br/>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C/E5/2CE5AE22397FA1CF78B5BF6C2066D25F.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br/>[page]<br/>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br/>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br/>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A2/06/A206FA7984349E86BF3A3C2D65E04844.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br/>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br/>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br/>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CF/B2/CFB2840B4A484D976A6FB071747570D0.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广州起义,他说:“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是的,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统治中国并主持战争的清朝政府极端腐朽没落,不可能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br/>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br/>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1894年11月26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入北京,引起举国震惊。这天慈禧太后召见枢臣,大家以为她会对时局有所垂询,但没想到太后突然宣布把光绪皇帝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并贬斥主战派大臣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前方战场形势吃紧,宫廷还在内争,朝臣们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与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巨大反差。范文澜分析说:“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br/>[page]<br/>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此言虽有偏激之处,却也道出部分实情。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br/>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况。中国军队因为门户之见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阵给日军造成了极大便利,使其各个击破的战略每每奏效。<br/>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是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br/>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国际形势紧张,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各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颐和园的山光水色了。资金还有缺口,办法也到了极致,竟用海军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已经到了不管不顾、匪夷所思的地步。<br/>大兴土木要花钱,贺寿场面也要花钱。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海军申请更新火炮18门需银61万两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br/>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颇受重用,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的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此公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br/>[page]<br/>六、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是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br/>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军队综合素质低下是直接原因。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br/>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熟悉海军业务可以理解,但他领导北洋海军10多年,不下功夫学习海军军事知识,常以外行自居,这也罢了,关键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br/>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此人多次临阵脱逃也就不足为怪。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数百官兵殉难时二人尚在灯红酒绿中。<br/>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管带邓士昌,经远管带林永生,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因邓士昌“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br/>近代战争,要求将领和士兵熟知军事技术,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能征惯战之师。但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这个分析符合北洋海军后期的实际情况。<br/>除了军事技术之外,在部队中还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培养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但这正是北洋舰队所缺乏的。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甚至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整体训练却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1886年,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此事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治军思想,但实践证明仅用功名利禄来调动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北洋海军的待遇本不算低,将领们大多数很有钱,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面前,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近年来研究近代海军史卓有成效的姜鸣感叹地说:这样一支缺乏精神支柱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可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突变,强敌压境时,他们能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吗?<br/>陆军的总体情况还不如海军,连黄海之战这样能够拼一下的仗也没有打过,大多是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将军却有一大堆。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慌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朝廷又命他统帅平壤诸军,简直如同儿戏,叶志超故伎重演,狂奔500余里退过鸭绿江。梁启超评论平壤战役说:“是役也,李鸿章20多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纪之弛,广为外国所熟知。”鸭绿江防线清军4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毫无抵抗之心,高竖降旗逃跑,其私产提前装船运走,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全部被敌缴获。<br/>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将龚照“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br/>[page]<br/>敌军又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战局到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说明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确实不能一提。<br/>七、封建政权买办化导致妥协投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br/>我们在介绍了战争全貌,分析了中国战败的各种原因之后,感觉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br/>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br/>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br/>一是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化。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英德法俄美意等国的驻华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而干涉军事。英国人赫德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插手许多政治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稍有不从便以派遣兵舰进行恫吓。列强还通过派到中国军队的顾问(有的还在军队任职)控制中国的军事。<br/>二是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航运、商贸、进出口、金融、财政都很大程度上被列强控制。中国迅速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政治上、经济上半殖民地化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买办化。一批为外国侵略者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化官僚集团产生了。翦伯赞认为:“洋务派地方上以湘、淮军阀为首,以主持北洋集团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里以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为代表,而他们的总后台是慈禧太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等封建军阀,认识到封建末世的内忧外患是“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为了挽救封建统治,掀起“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以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组建新式海陆军为主要内容,从60年代到甲午战前进行了30多年。洋务运动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提升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从始至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买办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br/>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除了封建性之外,无一不具买办性的特点。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技术上雇洋人、购洋器、用洋法;业务上是外国企业的附属;创办者大部分是官僚、买办。经济上的买办化决定了政治上的买办化。郭沫若认为:“有些买办凭籍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经济上、政治上的买办化决定了军事、军队的买办化,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改组中国军队主权必须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而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有损于我们的利益。”<br/>[page]<br/>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清朝统治者担负起领导反侵略战争的重任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买办性比封建性就反侵略而言更加反动。封建政权从维护统治出发,还可能全力投入反侵略战争,如清朝初期抵御沙俄的战争,收复台湾的战争等,但买办化的封建政权与帝国主义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他们既有矛盾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列强既要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又竭力维护清朝的统治不使其垮台,其原因就在于此。<br/>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问题可能没有说的这么严重,但参照各种资料,此类情况也还确实存在。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br/>这样一个朝廷,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br/>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br/>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甲午战争至今118年了。祖国走上了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针,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当今世界很不平静,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坚持与我为敌的立场,利用台湾、人权、西藏、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发难,最近某超级大国还在叫嚣“武力协防台湾”。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50年里台湾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台湾的悲愤心和反抗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我们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在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牺牲,中国人民也决不会让步,更不会屈服。<br/>综观中国历史,没有什么灾难和压力可以征服中华民族,而只会使我们愈挫愈奋、众志成城,到头来头破血流的只会是我们的敌人。<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