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对抗战的重要贡献：海军苦战侵华日军

1931年6月3日，陈济棠与桂系借胡汉民事件联合反蒋之时，将其海军改编为“第一舰队”（隶属于反蒋派别的领导机构“西南政务委员会”）。次年，陈济棠与海军司令陈策因“改制”发生矛盾，陈策占据海南与陈济棠对抗，双方甚至兵戎相见并导致海军的“飞鹰”舰被炸沉。后来陈策下野，此事才告终。陈济棠随后将第一舰队改称第一集团军江防舰队，以张之英为司令，李庆文任副司令。1933年7月，“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因为内部矛盾脱离东北海军，南下投奔广东（即“薛家岛事件”），被改编为独立于第一集团军舰队外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粤海舰队”，广东海军势力大增。但陈济棠并不信任粤海舰队将士，先后借故撤换其高级军官。1935年4月，为防止被第一集团军舰队吞并，“海圻”与“海琛”又北上南京，归属军政部管辖。6月10日，粤海舰队正式并入第一集团军舰队。此后广东海军因为实力削弱，也因为陈济棠下台、亲中央的余汉谋入主，这才接受了中央下达的“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番号，但仍然不归南京政府的中央海军部管辖，而是自成一枝。抗战时期广东海军的作战属中央海军以外的独立战区，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战例，因而本文专门阐述。一、 广东海军的备战 1936年7月，盘踞广东多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公开打出反蒋旗号。但在蒋介石的内部分化策略下，陈所部将领及虎门要塞先后通电反对，陈被迫下台。从粤军集团中分化出的余汉谋取代了他的位置，出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司令。属于陈济棠系统的江防舰队司令张之英被撤换，以冯焯勋接替；从东北海军投奔来的姜西园仍担任常务副司令，副司令、参谋长李庆文。据1937年2月统计，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辖有：“肇和”号巡洋舰（2600吨），“永福”（2330吨）、“福安”号（1700吨）运输舰，“海瑞”（1200吨）、“海虎”（680吨）、“广金”（457吨）、“舞凤”（200吨）、“江大”（274吨）、“江巩”（344吨）、“坚如”（225吨）、“执信”（222．5吨）、“安北”（316吨）、“仲元”、“仲恺”（均60吨）、<br/>“飞鹏”（98吨）、“平西”（89吨）、“广安”（83吨）、“光华”（113吨）、“湖山”（130吨）、“淞江”（68吨）、“珠江”（62吨）、“金马”（100吨）、“智利”（104吨）、“江澄”（90吨）、“利琛”（80吨）、“江平”（90吨）、“海鸥”（69吨）、“绥江”（70吨）、“西兴”（61吨）、“安东”（65吨）、“海强”（200吨）等28艘浅水炮舰，另有第1、2（12．5吨）、3、4号（18吨）鱼雷快艇。不久“肇和”改隶广州行营，“福安”、“海瑞”、“广金”、“江澄”、“利琛”、“智利”等舰先后裁撤，仅存10余艘，大多在千吨以下。1937年抗战爆发前，日舰就多次南下广东沿海实施侦察。“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以优势海军力量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并于华南海面伺机突击登陆；日机也常常窜入广州市区轰炸骚扰。我广东省舰队江防司令部在抗战开始之初，鉴于浅水舰艇难以防阻敌舰入侵，首先采取堵塞封锁的办法，将珠江三角洲“六门”虎门、模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以及泥湾门、潭州口等口各主要航道，用废舰船158艘和鹿角、山石等加以沉塞，以阻滞敌舰由口外侵入。同时还将旧存各式视发水雷敷设于虎门、崖门、狮子洋及汕头的马屿口等五处，并派出舰艇分赴各处警戒，日夜对空进行监视，准备迎敌。广东海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前广东海军司令陈策中将此时也以虎门要塞司令的身份督战前线（虎门要塞归属军政部直接管辖），率要塞守备团拱卫中国的南大门。广东空军的主力第7大队虽然北上支援淞沪战场，但留在广州的第29中队9架霍克III型战斗机（驻天河机场）在中队长何泾渭率领下，仍然认真进行训练和战备。为集中舰艇力量抗敌、便于有效指挥，原直属广东绥靖主任行署的“肇和”巡洋舰，两广盐运署及广东缉私处所属的“海维”、“海周”、“海武”、“广源”、“靖东”等炮舰暨中央海军派驻广东执行测量任务的“公胜”号测量舰此时亦归属广东省江防舰队司令部指挥。[page]具体的部署是以“肇和”巡洋舰、“海周”、“海虎”、“海鸥”等炮舰巡弋于伶仃洋至虎门一带（其中“肇和”、“海周”专门协防虎门），严防日本海军侵犯珠江口一带水域；“坚如”、“湖山”、“江澄”等炮舰防守在潭州口一带；“安北”、“海继”（一说“海雄”）、“平西”、“靖东”等舰防守崖门一带；“江大”、“飞鹏”、“光华”、“江平”等舰防守横门一带；“江巩”、“舞凤”、“广安”、“广源”、“广澄”等舰防守磨刀门一带。原有所属水鱼雷队以下设的水雷分队三队开展制、布雷行动，鱼雷快艇4艘则驻防横门口一带，相机袭击敌舰。陆上的防御中，虎门要塞是广东的濒海门户，也是广东海军当局海岸防御的核心。以旧有炮台为基础，此地共设置了三道防线：最外端的沙角炮台为第一线，下辖上游、下游、大角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长洲炮台为第二线，下设长沙路、牛山、鱼珠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人；威远炮台为第三线，下设威远、上下横档三个分台，火炮30门，炮兵600余人。海军守备部队为1个团和水雷队一队（视发水雷100具，官兵60人），由陆军第63军153师协防。鉴于虎门要塞的火炮大多是清末民初的旧式炮、性能落后，海军派出的守备兵力也不足，中国方面采用灵活的战略，一反正常情况下大口径火炮部署在后、小炮在前的战术，把口径最大的150毫米维克斯炮部署于最前端的大角，平时就以浮标设定射击距离，以便克服射速低的劣势，尽可能在远距离上攻击通过要塞正面的敌舰；而后面两层炮台只装备轻型火炮，用于打击绕到沙角背后的敌舰。因为防空力量不强，要塞司令陈策又积极筹措，增调来2个高射炮连；并联络空军进行协防。日军此时也大力加强在华海军兵力。除原有在华兵力（中国派遣舰队，即第3舰队）外，另抽调舰只成立了华南派遣舰队（第5舰队），携航空兵部队进驻华南。其主力为航空母舰“龙骧”号、“凤翔”号，轻巡洋舰“夕张”号，驱逐舰“疾风”、“追风”、“朝颜”等，仅7410吨的“凤翔”号航空母舰就超过广东所有中国军舰吨位的总和。但因为当时日军既要在华北、上海等地作战，又要兼顾攻击集结在江阴附近的中国中央海军主力，手中可供在广东方向上使用的陆战兵力不过千余人，和广东地区的中国陆军相差几十倍。因此日军抱定了“围而不打”的主张，希望通过封锁珠江口打压广东的中国军队，等待攻占广州的有利时机。 二、两次虎门之役 “七七”事变后数日，广东海军的“海周”号炮舰奉命载运陆军独立第二旅增援海南岛。回航途经澳门外海时，发现东面大铲关附近有舰艇4艘，其中一艘以灯号要求“海周”停航。在判明对方身份是日舰后，“海周”加快马力驶入珠江内河，日舰未能拦截。<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B/27/3B274891FCEB534C8552A83356BC8B24.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粤军对抗战的重要贡献：海军苦战侵华日军"/><br/>日军遂决定1938年4月中旬“内外合力”进攻广州虎门。具体方案是：1.李的旧部首先开始暴动，一举攻取广州；2.日军在珠江南岸为李军空投弹药物资等补给，李部预先作好接收准备；3.日本海军同日攻击虎门要塞，以掩护海军陆战队登陆。日军哪里想到，国难当头之时，李福林早已抛弃了个人成见和派系争端。从一开始起，他是在就与日方佯作周旋，暗地已电告广东方面派谍报人员前来协助，一举将日方的全部计划搞到了手，预先设下了十面埋伏。1938年4月15日是预定日军进攻开始的日子。按照计划，日军应派运输机空降物资于珠江以南指定地点；待李部拿下白云、天河机场后，将日军一部空运两机场，协助叛军控制广州。日本海军也应于同日以大型战舰炮击虎门，另以机帆船6艘载运的陆战队和浪人组成“彰武队”，混在民船和外国船只中绕过沙角炮台，从要塞背面登陆，一举占领要塞、消灭中国守备部队。前一日，为了即将到来的战斗，余汉谋下令虎门守军严密戒备，并以一部冒充叛军，在指定地点接运物资；为了防止内奸破坏和意外，广州当天全市戒严，作好应战准备。谁知此举打草惊蛇，潜伏在广州的日本特务马上将这一异常情况发给了其情报部门。刚好当日军运输机到达指定空投位置时，遭到地面部分陆军部队射击。敌立刻意识到上当，下令取消空投，全队撤回，同时通知海军登陆部队立即返回。但电报发出之时，“彰武队”的帆船此时已绕过了沙角炮台，撤退不及。虽然抓紧调转船头逃走，早有准备的中国军队的大炮却响了。测好距离的大炮对准日军船队猛烈轰击，“彰武队”船只接连中弹，纷纷沉没。战至黄昏，日军“彰武队”各船皆被击沉，部分试图登岸的敌军被中国炮台全歼。虎门口外的日舰发射了数弹后悻悻而去，第二次虎门之战落下了帷幕。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守备虎门的广东海、陆军部队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防守体系：日军白天进攻要面对虎门要塞重炮的打击，夜间偷袭要遭到广东海军鱼雷艇队的严重威胁。同时，中国海军方面没有拘泥于消极防守，一直在积极备战，及时出击：首先，至关重要的广虎公路已于上年11月建设完成，一旦有警，陆军部队可在数小时内驰援虎门；其次，黄文田司令下令加强布雷战力度，在广州市区自行赶制水雷2000余枚，招募离职海军士兵增编了11个水雷组，每组20余人，征用火轮10余艘、民船100余艘，在虎跳门、泥门、磨刀门、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门、三虎山、潭洲、外海及大亚湾等水域加布水雷，扩大了雷区范围；第三，在虎门要塞前方水域布设水雷和沉船等水下障碍物，并把航灯标全部毁去。珠江航道回环曲折，水文条件极其复杂，此后为了避免搁浅，日军此后降低了进入珠江口的频率。即使进口也只敢走航道中央，经常遭到炮台的痛击。广东海军指挥机关还组织打捞修“坚如”等负伤舰艇，重新组建华南的水面舰艇部队。面对灵活多端的对手，日军一时一筹莫展。1938年年初，高须四郎屡次请求日本陆军提供一个师团以上的部队，登陆解决珠江口中国守军。然而当时日军正深陷于长江南北、山西、两淮战场的泥潭中，兵力捉襟见肘；除了防备苏联的关东军，大本营根本无兵可调。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中枢逐渐意识到，全面的军事进攻只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于事无补；中国人力资源虽丰沛，但装备储备匮乏，只要切断中国和外界的联系，造成中国的孤立无援，就能达到迫使其丧失抗战意志、不战而降的目的。于是日军当初“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即时调整为“以战养战”。封锁由广东经香港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日益成为日军重要的战略目标。香港、澳门因其特殊的地位，日军暂时还有所忌殚；于是只剩下那条当初试图绕过的老路——冒险攻打广州。起初这一计划的阻力相当大。当时日军已经开始了武汉会战，主力胶着在前线无法抽身，以至于一度立即进攻广州的设想，准备在攻克武汉以后在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但随着战局发展，大本营认为完全有足够力量同时对武汉和广州发动进攻，因而加快了备战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