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抗日锄奸团：爱国学生在平津多次行动

名人后代加入抗日杀奸团<br/> “那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回忆起1940年的那次惊心动魄的猎杀，耄耋老人刘永康仍然兴奋不已。刺杀的地点是北京丰盛胡同。这是一条极为宽阔的大胡同，那辆载着暗杀对象的黄包车每天必经此地，而胡同周围，是无数方便杀手逃脱的岔路口。经过2个月的实地考察，反复推演，年轻的杀手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已是了然于胸。<br/> 枪手们比计划提前15分钟上路了。曾经的教训使他们有了周密的部署。在绕过一支不期而遇的敌伪盘查队后，时间刚刚够用。早8点10分，两位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了黄包车内的目标。在距离十多米的时候，担任主攻的刘永康左手扶把，右手打开左轮手枪的保险，对准前面车中人的后心就是一枪。而副手叶于良也赶过来又补了一枪。<br/> 黄包车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人和车都翻倒下去，淌下一地的鲜血。惊呆了的路人初是愕然，然后就慌乱起来四散奔逃。被刺杀的人名叫俞大纯，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br/> 刘永康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那一年，他刚刚17岁。抗日杀奸团是一个1938-1940年期间活跃在平津两地的抗日组织，主要目标就是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清除日伪政府中的汉奸。<br/> 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其最初成员，几乎都是来自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br/> 一些名人的后代也加入了抗团，如孙连仲上将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军，宋哲元上将的女儿宋景宪，国民党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治安上将的侄女冯健美，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伪陆军部长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等。<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22/BA/22BAD9BB972356526957CA91F5AC700E.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王维彬、张砚田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7人。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br/>[page] <br/> 刺杀汉奸数十人<br/>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1937年至19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br/>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br/>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9点上班，下午2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br/> “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br/>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6日晚9时，一场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br/>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说。“这次的工夫下得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7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br/>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br/>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电影《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br/>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6D/22/6D22D6FFA3278DDFDA05D31E3A777CAE.jpg" class="cont_pic" alt="亲历者回忆抗日锄奸团：爱国学生在平津多次行动"/><br/><br/> 1939年1月4日。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李如鹏枪打的不是很准，子弹只击中了周作人的纽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br/> 1940年7月18日。北京前门劈柴胡同，代团长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乱枪打死。<br/> 从三次挫败到九死一生<br/> 抗团的锄奸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br/> “没多久我们的组织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刘永康回忆说。由于军统天津站裴吉珊投敌叛变。被戴笠称赞为“华北最出色的特工人才”，军统天津站站长、抗团首任团长曾澈被诱捕。<br/> 随后，抗团副团长、绰号“五哥”的李如鹏，小学组组长、天津八十一小小学校长吴原，天津河北区小队长丁毓勤以及火烧南站时表现出色的杨大森、孙海临、赵晓亭等人相继被捕，抗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br/> “当天晚上正好是八月节，我们在五哥家中开会过夜。凌晨四点钟大批特务把我们包围了。五哥警惕性高，叫醒了我们，但敌人来得太突然，我们一个都没跑掉，当时就被两个一对的铐了起来。但负责登记的日军不懂中国话，懂得日语的李家大姐拖住了日寇。”这时，一起被捕的陈肇基一跃而起，拖着被绑在一起的张树林瞬间逃离了小楼。看到这一幕刘永康也一下子清醒过来，拖着难友华道本开始奔逃。<br/> 天亮时，华道本的手铐被他用铁丝撬开。而刘永康只好带着手铐逃到一家早点铺。面对搜查的大批日军，刘永康被开早点铺的老者掩护脱险。而一起侥幸逃生的陈肇基他们，则被另一位老大妈塞进了地窨子里隐蔽起来。6月底，坏消息传来。抗团四杰曾澈、李如鹏、丁毓勤、吴原最终被日本华北宪兵队秘密处决于北京南苑。<br/> 闻此噩耗，抗团战友无不热泪盈眶，而大难不死的陈肇基、刘永康则分别组织技术组和爆破组，准备继续战斗。新年里，他们给抗团制定了两个新的任务：一要制裁叛徒裴吉珊，二要炸毁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处国泰影院。<br/> 但由于炸弹性能不佳，所有任务均告失败。而绰号“老万”的团员郑友溥关键时刻叛变，给刚刚恢复元气的抗团又是重重一击。<br/> 技术组长陈肇基，为了抢救来之不易的设备和药物，准备铤而走险。最终，技术组全体人员被日军包围在树德小学秘密基地。5位团员本打算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可黄色炸药再一次出现问题，使他们终于被敌人生擒。<br/> “转天他们就来捉我了。还好那天我去得早，看见一大群不像好人的家伙直奔校长室，我就扒厕所窗户跳墙跑了”。大年初一，有家不能回的刘永康逃亡北京。<br/> 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的抗团团长李振英。训练新队员，刺杀老汉奸，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一起在天津并肩奋斗的幸福时光。可是好景不长，第三次危机来临了。<br/> “我在日本开的专科电报学校发展了两个小孩。能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特别高兴，但他们太天真太幼稚了”老人摇摇头。“他们用隐语发电报给我，极其生硬，不加掩饰。而我呢，也麻痹大意，在密信中竟然还出现了地址。”<br/> 1940年7月20日，多次躲开追杀的刘永康终于被捕。一起受难的还有他的庇护者、汉奸李少蔚的弟弟李家淦。七、八月间，包括抗团北京团长李振英在内的等50余人相继被捕。<br/> 抗日战争后获得自由<br/> 被捕的刘永康等人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蹲的号子在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叫炮局监狱。分为忠孝仁爱四监，抗战期间关押了1500名我国同胞。在那里我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鬼子见我不招，便抓来我的家人，老人家不从，这些人就打我爹妈。”<br/> “在狱中，李振英团长被巨大的责任感压倒。他精神分裂了。后来导演了一次气势磅礴的炸狱。老李，我，叶于良，一开始都被判了死刑，后来为了庆祝华北驻屯军司令升迁减为无期徒刑。”<br/> 1945年，天津抗团组织被破坏的五5周年纪念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与此同时，北京的炮局胡同，难友们一一道别，投身自由。<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