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与谎言：40年来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为打赌而去杀人的两个日本军官

1971年8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中国之旅》。他在专栏中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一桩，是“百人斩”杀人比赛。

当年参与进攻南京城的侵华日军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后，用日本刀进行虐杀中国军民的比赛，最后还拄着刀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旁边注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样，意思是向井杀人更多，更胜一筹。

这起事件在当年充满战争狂热的日本国内，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美谈”，他们甚至跑去日本各个学校去演讲，名声非常响亮。但是天网恢恢，抗战胜利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两人抓捕归案，押送回南京公审，1948年初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下由中国宪兵执行枪决，以告慰南京千万亡灵。

两个狂妄的战争屠夫死有余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百人斩”暴行以及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风风雨雨，却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后开始发酵，时至今日，在中日之间乃至日本国内，仍然争讼不已。

肯定派VS否定派

二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里，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形成，从东亚到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长期掩盖民族间的宿怨。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时并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议题，更从两国普通公众的日常意识中淡出。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出现松动，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很快引起日本舆论轰动，不少侵华战争亲历者纷纷投稿，把自己亲见亲闻的屠杀细节公布了出来。

但挑战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评论家山本七平、作家铃木明便发表文章，从几个方面竭力论证：用日本刀搞“百人斩”完全不可能，又声称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战役前已经负伤，不可能参战云云。

本来，以上争论只是不同观点作者之间借助媒体的“对战”，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介入，让事情性质起了变化。秦郁彦(代表作《日中战争史》)、洞富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等学界公认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都专门发文批评山本七平的言论。

此事前后纷纷扰扰闹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战犯的家属干脆把牵涉其中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及本多胜一全部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审理，2005年法院宣布原告败诉。此案审理过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当年“百人斩”暴行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确证。

长达三十年的“百人斩”日本民间辩论及法律诉讼，逐渐让参与各方演变成两大阵营：对南京大屠杀到底是不是发生过，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前面提到的作家铃木明，在1973年特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幻》，书中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否定派”打开先河，所以人们也把该派称作“幻派”。

铃木明的书出版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有过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国内出了个“教科书误报事件”，再度让有关辩论热了起来。

大屠杀已成定论

原来，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负责管理教育、文化、学术)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干脆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的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进攻南京前夕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乙级战犯绞死)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经过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否定派”造假出丑，其论调受到强烈冲击和更多质疑。

但就在“否定派”阵脚不稳之时，“肯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派坚持屠杀人数在十万人级以上，也就是“大屠杀派”，另一派则相信屠杀人数只在万人级别，甚至是千人级，即所谓“屠杀少数派”。“百人斩”论战中的记者本多胜一、史学家洞富雄属于前一派，他们结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板仓由明、秦郁彦则属于后一派，他们与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社展开合作，征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

1989年，“屠杀少数派”出版了《南京战史》一书，第一次刊载了偕行社收集的证人证词，承认至少有1.6万名俘虏在南京被集体屠杀。比起中国方面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大屠杀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杀“有”还是“没有”的论战，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杀，那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了。

既然南京大屠杀毋庸否认，那接下来日本国内的主要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屠杀遇难者准确人数上了。承认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的日本“肯定派”内部，“大屠杀派”认为死难人数在“10万级别，20万以内”，“屠杀少数派”的史学家秦郁彦提出“4万上限”的观点，最保守的板仓由明则认为在“2万以下”。

因为遇难人数的估计与“30万”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国国内舆论往往将日方的“肯定派”成员，与态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强烈批判。

《南京暴行》风波再起

1997年，记者出身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二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一书。书的副标题特地用了“Holocaust”(大屠杀、浩劫)一词，在英语世界里，这个词马上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很明显，张纯如不仅将论战从中日两国扩大到国际范畴，也把这场屠杀从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类惨剧的层面。

必须说明，尽管张纯如耗费多年，做了大量调查，搜寻到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她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本研究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南京暴行》一书写作上有些过于感性，严肃的历史考证有时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题及内容叙述，让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却也因为史料方面的硬伤使作者受到批评。

《南京暴行》刚一出版，大屠杀“肯定派”历史学家秦郁彦便直接指出，该书中有11张照片为“伪造”，“大屠杀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读完该书，也表态希望张纯如将书中失误之处加以修正。

而“否定派”干将东中野修道(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迅速出面指责称，张纯如这本书，仅前面64页里就可找到不下90个史实错误。随后，东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料，几乎逐条反驳一遍，沉寂多时的“否定派”着实雀跃了一番。

东中野修道的主要论调是：日军在南京确有杀戮俘虏的行为，但他宣称，杀俘是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的状态下，不违反国际法原则。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悄悄转移了重心，从否定大屠杀的史实，转为否定“违反国际法”。2001年，日本法学家佐藤和男出版著作《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里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时，并没有加入1929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又称日内瓦第二公约)，不杀俘虏的规定不适用于中日两国。

逆流顺流

战后日本长期由倾向保守的自民党执政，但日本学界、舆论界却往往是左翼占上风。比如率先刊发本多胜一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专栏的《朝日新闻》，政治立场上向来就是中间偏左，标榜进步、自由，带有强烈的左派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但近两年来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气氛左右下，日本舆论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百田尚树，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经营委员；8月份，《朝日新闻》宣布为上世纪90年代，一篇强征慰安妇的“错误报道”致歉。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防范少数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间顽固分子故意制造的否认、篡改历史真相的逆流，中国的官方及相关学界，乃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历史，了解昔日的敌人、今天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