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并非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

我不同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因为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前因和诱因，何况是一个国家盛衰呢？国家盛衰断不会因为一个个别的事件而被触发就突然由「盛」立时转向「衰」的。事实上，唐代在安史之乱前，其政治、军事、社会、外交、经济已渐走下坡，而安史之乱则是将这些弱点暴露出来而已。或许可以这麼说，安史之乱只一个边将叛变并没有什麼特别。如果国家是强大、有实力的，那怕是十个边将一齐造反。如果说这次造反的安史叛军实力特别强大，才使实力非凡的大唐王朝转为衰落。哪汉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呢？吴王刘濞等诸王起兵二十余万，汉王朝只用了三个月来平乱，而反观安史叛军只有十八万左右的兵力，唐王朝却用了八年时间来平定，可见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是令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汉、唐两朝都经历过一次叛军二十万左右的内乱，为何汉王朝的国势可以一直稳步上升，而唐王朝却一蹶不振呢？其主要原因是在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已经开始衰落，只是没有突发事件令唐王朝衰落的实情浮现出来，欠的只是一条导火线，而安史之乱就正正是这条导火线，所以安史之乱充其量是一个分水岭，而不是一个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而唐王朝的隐忧大致可分为政治、军事、社会、外交和经济等因素。

政治方面，唐明皇於开元二十二年命唐之疏属李渊的叔伯兄弟长平王叔李叔良之曾孙李林甫为相。李林甫善音律，会机变，但向无学术，仅能笔，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新唐书．李林甫传》载：「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所以自他为相以后政治就开始败坏，他一面把朝中忠义之士清除，例如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李适之、韩休被革职；他又不让其他有能之士入朝，向唐明皇说天下有才之士已经全在朝廷效力，科举中竟然无人及第，令国家人才严重缺乏。还有李林甫用胡人为边将杜绝出将入相之路令国家人材进一步被排挤。自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朝中忠良之士完全被排出朝廷，朝中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或是奸险小人，所以在安史之乱的前夕，连一般平民百姓都知道大乱将至，可是却没有一人去告诉唐明皇，至於杨国忠的「劝谏」只是企图把安禄山排出朝廷，加上杨国忠本身是靠裙带关系才可以窃居相位，在他继任为相后朝政更是一落千丈。所以唐王朝的吏治、政治已经败坏，加上唐明皇晚年怠政，沉迷女色令李林甫、杨国忠可以独揽朝政，令相权过重，而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小人，令政治日益败坏。《唐鉴》卷九载范祖禹评唐玄宗曰：「其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从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唐鉴》崔群亦谓：「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襐山反为乱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贞观以来，蕃将虽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先天，开元中，大臣若薛讷，张嘉贞，李适之等，皆自节度使入相天子。李林甫为相，欲杜其本，以固己权，乃说帝日：「以升下雄才，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惮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为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升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盖林甫利其胡虏，无入相之资也。玄宗不察，遂纳之，故安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卒称兵荡覆天下。」

军事方面，唐初依照「关中本位政策」，把全国三分二的军力集中在关中，使地方与中央的实力有很大的差距，地方无法对抗中央。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笵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於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而唐明皇听张说的建议将府兵制改募兵制，令地方的军力日渐强大，又用长从宿卫（后改称为彍骑）宿卫京师。可惜，彍骑疏於训练，实力难以与久历沙场的士兵相比，而将领也不及经常面对外敌的将领优秀，而且由於募兵制的关系，兵镇军力猛增，而其长官——节度使又同时掌有军、政、财大权，俨如国中之国。734年唐明皇把士兵改为长期戍守。740年代初又以将才难得，批淮节度使兼统数镇，又打破了「不兼统、不遥领、不久任」的规定，例如安禄山就在751年兼任平卢、笵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以安禄山骁勇多机智，令为捉生将（即专捉生擒敌将的人），并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740）安禄山为平卢兵马使，以贿赂交结唐廷派往河北的使臣——御史中丞张利贞，博得唐明皇的称许。开元二十九年（741），擢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742）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明年，进骤骑大将军。天宝三年，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年，兼河东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天宝十四年，又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组成一个以胡人为主要骨干的财富极强的武装集团。所以唐明皇的政策导致兵制败坏，胡人势力坐大。

社会方面，人民贫富悬殊问题严重，出现了大量庄园，农民的土地被豪强兼并，农民变成了佃农。当时著名的大诗人杜甫也有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见百姓生活的困苦，衣食不继，豪门却是酒肉多得食不完，都发臭了。可以知道贫富悬殊问题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是非常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可是当政者却不去解决，令问题日益严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百姓生活没有保障也代表国家的税收得不到保障，没有税收的支持，一个国家的又怎会强盛呢？所以早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已经开始衰落了。加上当时社会风气败坏，许多女性都结婚三四次，抛夫弃子的人很多。而当时人民因为被社会风气带动，加上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王朝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井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所以在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所到的地方很少受到抵抗，直到接近京师的地方才遇到较大的阻力，其余的人大多投降了，连京师也有不是官员投向安史叛军，例如名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都投降了，可见当时忠义之风已经不再流行了。

外交方面，唐初的唐太宗令四夷宾服，各国都称唐天子为天可汗。这本是国家的头等大喜事，可是唐明皇却不加以珍惜，多次向边境民族发动战争，吐蕃、南诏、契丹等边境民族都被唐王朝攻击，而西域诸国原是臣服於唐王朝，可是唐明皇却为了击败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中国史称黑衣大食）派高仙芝攻击西域的国家——石国，令石国王子去求当时的大食（今天的阿拉伯）出兵请拯救石国。唐军大败，令西域诸国沦落大食的势力，被大食控制。令唐王朝在国际上的声威一落千丈，北庭、安西两都护府变得毫无作用。而唐王朝也未能用其威望令天竺臣服，日本也只属邻邦，这些因素都不利天可汗制的延续，天可汗制一破，唐王朝便失去了中原泱泱大国的地位，何况外族在心底里根本不服唐王朝，所以安史之乱唐朝向外借兵，令外族探知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乾，无力再平定他们。所以他们就乘机发难，这都是因为唐王朝未能令邻邦心悦臣服所致，所以唐王朝的外交的根子出了一个十分大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却得不到唐王朝统治者的重视，所以被隐藏了。

经济方面，由於社会上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自己的农地，生活便失去了依靠，可是那些地主、豪强手握大量田地，每年都粮食出产，这些粮食只有他们的地方才可以大量生产，那麼价格就被他们控制了，因为别的没有这麼多粮食卖。在供应充足的时候那些地主还没有理由把价格提高，可是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例如在安史之乱后，米的价格上升了300倍。另外由於农民失去土地被逼要为地主工作，成为佃农，那些地主把他们当作私人的工人，不把他们的户籍上报国家，令国家无法根据户籍收取税项，天宝十三年，唐王朝控制的户口有九百零六万。安史之乱后，人民逃隐，地方藩镇又拒绝上报户数，唐王朝控制的户口降至一百九十三万。唐室在短短数年间，损失五分四户数，三分二口数。令税制被破坏，国家的收入没有稳定的基础，国家的收入减少，而这个情况还不断持续下去，但另一方面一些没有田的贫民却仍要缴税，令百姓出现经济困难。还有唐初的租庸调是要以实物缴税，令政府难以运输，一些税项是粮食容易腐坏，不便长距离的运输变相政府的收入受到限制。

基於以上政治、军事、社会、外交、经济各大原因，我们可以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的国基早被动摇，唐的国势已经开始衰退已经出现隐忧，即使没有安史之乱唐王朝也会因为有其他的冲击导致唐朝盛为衰，可见安史之乱根本没有一个独特性令它足以唐王朝衰退。相反地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却不是十分关键。安史之乱在政治的影响有宦官掌权，军事方面的藩镇割据，外交方面有外族扰边、回纥苛索，社会方面则有文化南移、人口减少。，最后还有经济方面的物价暴涨，税制破坏。但当中有多少是安史之乱引起的负面影响？在这此负面影响中又有多少是真真正正由安史之乱引起的呢？会不会有一些有一部份问题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当棹者没有重视呢？没有这些问题被当时的当棹者重视，会不会被解决呢？

首先，在政治方面的宦官掌权，一般的说法是自李辅国拥立肃宗，继而是代宗时程元振掌军、鱼朝恩领神策军进京防卫，接著是德宗时宦官再握京城之军，顺宗后宦官更有皇帝的生杀废立大权。简言之是李辅国拥立肃宗，肃宗为道谢李辅国拥立之恩掌军之权，自始李辅国就有了军政大权。可是，在李辅国之前唐朝又有没有宦官弄权呢？答案是有的，唐明皇时代的高力士便是了，当时势力如日中天的杨贵妃族兄杨钊（即杨国忠）和口蜜腹剑的长平王叔李叔良之曾孙李林甫，他们两人为求拜相也要巴结高力士，可见当时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内侍，一个皇室的工人，而是一个有权力的大人物了。换言之，宦官掌权不是单纯因为安史之乱而引起的，因为在李辅国掌权之前，高力士已经掌权，而高力士掌权的时候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可见扰乱唐王朝朝纲的宦官不是因为安史之乱而得势的，早在唐明皇时代已经开始把国家的军政之权握到了。

军事方面，藩镇割据问题严重，全国上下藩镇众多军力不平衡的情况比安史之乱前更加严重，好像真的是安史之乱带来的负面影响。原有的藩镇、平乱时增加的藩镇、平乱后安抚叛军新增的藩镇相加起来近七十个，但安史之乱的乱军不就正正是藩镇吗？安史之徒本就是藩镇之长官，那不就说明藩镇问题早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出现了吗？一个藩镇的叛乱不会引来一个藩镇问题，只有藩镇问题才会引起藩镇叛乱。即使最跋扈的河北三镇；或是五镇连兵；或是泾原兵变，其实也是唐王朝的政令不当所致，而不是安史之乱的后患。再看同时期的唐宪宗，唐宪宗决心武力制裁抗命的藩镇，在元和年间里先后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淄青、淮西等藩镇的叛乱，全国藩镇归顺中央，造成了「元和中兴」。可见藩镇问题不是因为安史之乱带来的，一遇唐王朝政策适当，藩镇问题也随之而消失，所以藩镇问题是因为唐王朝政策不当所致，而不是安史之乱引致的。

社会方面，文化南移就不是什麼负面影响。文化南移只是令唐王朝的文化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在这个转变中唐王朝却没有什麼损失，南方的文化水平提高，对唐王朝的影响可说是中性的。虽然这个转变唐王朝也没有得到什麼，但总不是一个负面影响。至於人口减少，也未必完全是事实。安史之乱始终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但安史叛军一直的目标是长安，希望称帝，一路上大都是安史之徒的下属，大都投降或逃跑，根本没有什麼造成大量伤亡的战役，即使是张巡、许远的死守也只得六千人左右，颜氐兄弟也不足一万人，安史叛军只是南到南阳，西至长安，即是江南和汉水、淮水一带并无战争，叛军也鲜闻大量杀害平民，最多只是抢掠，这人口虽然会下降但总不会大幅下降，加上早在开元、天宝年问南方人口已经不断攀升，安史之乱令百姓南下，令南方人口进一步上升，而南方没有战乱，那人口又怎会因战乱而减少呢？那数字上为什麼大幅下降昵？，原因就是均田制上了毛病，据＜＜通典＞＞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有户890多万，唐政府应授田1430多万亩，但从清末至民国都没有这麼多田地，可知这是政府应授田的数量，而不是实际授田的数量，而在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每户授田只有法定的三成至四成，在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户籍的记载根本没有一户可以获得全数田地，甚至只得数亩，还有当时的庄园已经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而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所以土地兼并是必然的，农民变成了佃农，数字上减少了但隐藏的人口却很可能有许多。

外交方面，外族侵扰，回纥苛索导致国威大降。回纥恃平乱有功，向唐室苛索，强逼唐室以四十疋绢换马一匹，又规定唐王朝每年对其赐绢二万疋，甚至要求唐肃宗以宁国公主嫁予回纥王。这无疑这是安史之乱引来的负面影响，但一个国力鼎盛的国家会怕别人来进攻吗？甚或至别人根本不敢进攻，何况唐明皇不重视与别国的正常外交，只懂以军队把别国镇服，后来安史之乱把唐王朝外强中乾的事实完完整整地暴露出来，军力不振，别国当然会来报复了。开元年间，唐王朝置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和朔方节度使守边，吐蕃无法入侵。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尽调西北各镇入京勤王，吐蕃便乘机侵夺陇右和河西。不过外族的问题唐王朝通过联回抗吐蕃已经令吐蕃收剑不少，而在宣宗时乘吐蕃内乱收复了河湟地区，回纥、吐蕃问题其实不大，而南诏时战时和，只夺取了唐王朝一些西南的领土南诏亦乘机入侵。唐文宗时，南诏破交州、邕州和播州。但这些地方对唐王朝的盛衰没有什麼重大的影响，只是因为要讨伐南诏导致唐的笫一次民变出现了，但这次民变由庞勋领导只是持维了九个月，不成什麼气候。可见外族问题，一是由安史之乱前已经有的，二是唐王朝政策影响直接问题的大小，三是安史之乱影响外族的问题，是给他们知道唐王朝的实况，而不是引诱他们侵扰唐王朝。

经济方面，物价飊升，单单是米价就上升了300倍。但在之前所言，由於唐王朝的均田制给百姓的土地不足，而土地又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兼并严重，庄园不断壮大，其出产粮食的数量不断增加，相反地一般贫民百姓的土地却被财主收买令他们无法生产粮食，不供应求的情况下，这些庄园的财主就肆意将价格提高，谋取更高的利润，才令物价进一步上升，安史之乱充其量杀了一些，弄破了一些地，实在不见得怎样令物价上升。而且随著文化南移，唐王朝的经济重心也南移，常言「扬一益二」意思是扬州最发达，益州次之，而且南方的纺织业也非常发达，就以江陵的「方纹绫」就可以生产量多到可以给士兵束刀枪、给主将造罗幕，可见南方的经济实力非凡，在这麼多供应下物价也不会高，至於北方的情况则是经济尚未复元，令北方的经济陷入衰退期，才使北方的物价暴涨。可见安史之乱只是影响了北方的经济，对南方的影响甚微。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宣布废除五铢钱，开始铸造「开元通宝」钱。天宝年间，全国共设置99炉铸钱，每年铸钱额达32。7万贯，流通甚广。以钱定税使货币的流通范围大为扩大，百姓的布帛等生产物更多地被卷入流通之中，国家的各种支出以及民间对货币的使用与需要也增多了。可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却未能相应增加，使钱重物轻的现象更为突出。上述现象的出现，促使人们开始蓄积铜钱。许多权贵、军阀在京师的储钱，少者也在50万贯以上，这使大量的铜钱退出流通市场。此外，由於铜的价格持续高昂，铸钱往往不敷成本，政府就不愿铸钱，但是销钱为器的现象却增加了。最后出现了钱荒的问题，到唐宪宗的时候，物价下跌至原先的五分一至四分一。所以物价飊升的情况可能没有我们想像中严重。至於税制，破坏，租庸调制因为户籍散失，无法实行但却出现了许多杂税，除了两税制（即春、秋二税）外还有茶税、盐税、铁税等，尤以荼税重要，甚为国为命根。可见虽然租庸调制被破坏了，但唐王朝仍能衍生一套新的税制。所以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税制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财主匿藏佃户，令户数大减，才使租庸调制不可实行。而两税制也有缺点，一是，两税制规定以钱计算，但实际徵课时，人民多以实物缴纳，故须由钱数折合为绢帛。但绢帛和钱币的比重时有变化，往往定税时物重钱轻，缴纳时物轻钱重，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二是两税法再为民制产。另外政府允许土地私自买卖，加速了土地的兼并，社会上形成了贫富对立之现象。在租庸调制取消后，政府不再授田，田亩可以自由买卖，兼并之风日盛，贫富悬殊的情况更加严重。此外，两税制在各州的税率较重不一，住在税率较重的州人民，纷纷逃往税率较轻的州，於是逃亡的风气没法停止。因此，唐王朝的两税制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对唐王朝不利的，可是税制的问题不是安史之乱引起的，而是唐王朝的政策问题。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可以知道安史之乱不是唐王朝由盛转衰关键，充其量只可说是唐王朝盛衰的分界线、分水岭，因为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在政治、军事、社会、外交和经济五大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隐忧，例如用人不当、外重内轻、土地兼并、武力征服、制度灟洞等。而安史之乱的影响也大多以这五个领域为主，但细查之下当中又不是每一项都是负面影响，例如文化南移，这对唐朝就没有负面影响了，而又有一些不是真正因为安史之乱引致，例如藩镇坐大、外族入侵，安史之乱以前已经藩镇坐大，如安史之徒就掌兵18万，拥军政财大权，而外族入侵这一方面，安史之乱只是给外族看清唐王朝的实力，又不是安史叛军引诱他们来入侵，入侵与否是外族决定的，如果硬是说安史之乱引来外族入侵，但请外族帮助的可是唐政府，这岂不是引狼入室？最后必须知道的没有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个别事件而转盛为衰？汉在七国之乱之后国势不是一样续向上发展，清朝的三藩之乱后一様是历八年，可是清却没有转自衰退，所以安史之乱这个单一事件，不可能是唐朝转盛为衰的关系。不过，无疑安史之乱为唐王朝带来深远影响，但我们可以说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前已早有隐忧，而安史之乱只不过将唐王朝内在的种种问题暴露出来和激化而已。安史之乱对唐王朝衰落起加速的作用，但唐王朝的衰落绝非因为安史之乱。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唐王朝的衰落是因为许多隐忧，而且还是长期没有解决，绝非一个安史之乱可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