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宠传》中精湖之战发生时间之辨析

《三国志-满宠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破吴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将军，屯新野。大军南征，到精湖，宠帅诸军在前，与贼隔水相对。宠敕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宜为其备。”诸军皆警。夜半，贼果遣十部伏夜来烧，宠掩击破之，进封南乡侯。黄初三年，假宠节钺。”

关于精湖之战的具体发生时间，各史家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精湖之战发生于黄初六年，代表人物是卢弼。他的理由是“黄初初元，吴方称藩于魏，无大军南征之事”，所以把此事直接归到《蒋济传》中提到精湖这一地点的黄初六年南征之时。这一说法比较牵强，除非卢弼能够拿出证据说，精湖只有在黄初六年这一年中叫作精湖，其他时间都另有他名，否则就单单凭借“精湖”这样一个地名就推断精湖之战发生在黄初六年，实在是有些想当然。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湖之战发生在延康元年《文帝本纪》中所云“（延康元年）六月…庚午，遂南征。”之时，代表人物是田余庆，创版主也附此议。格思之前已经提及，历来史家多不把延康元年的南征看成是真正的南征。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将此句改为“（延康元年）六月，庚午，王引军南巡。”何焯和卢弼则看得比较透彻，认为“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

另外，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精湖之战不能得到其他史料的相互印证。黄初六年曹丕伐吴之役，只有《吴录》中提到的“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径路夜要之，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一战，并无魏破吴军的记载。假如把精湖之战的时间提前到延康元年，那么此战与之前《满宠传》所提到的“破吴於江陵有功”在其他史料中就都无记载。延康元年，江陵在吴治下已属军事重镇，满宠不太可能单独攻打江陵，更不可能取胜后又立即撤围。如果真有这样的战役，魏吴两国的史料和外交文书也不太可能绝口不提。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格思认为，《满宠传》所记载的精湖之战很有可能就发生在黄初三年魏军三路伐吴的时期。简而言之，格思认为满宠是先参加了曹真、夏侯尚围攻江陵的战役，而后前往洞口前线与曹休会师，击败了吕范所领的吴国舟师。那么这从时间上来看有可能吗？

这两场战役的时间在《吴主传》中交代得比较清楚：“（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馀军还江南。”也就是说，黄初三年九月开始，魏国已经兴三路大军攻打东吴。

但是案《文帝本纪》：“是月（黄初三年十月），孙权复叛。…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前后有一个月的时差。如果我们对照《全三国文》中黄初三年十月的《伐吴诏》，就会比较清楚其中的缘由：“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也就是说，曹丕在黄初三年十月发诏宣布三道伐吴之时，曹真和夏侯尚已经在江陵击破吴军，完成了对江陵的合围。

这一点可以在多方面得到印证。

案《朱然传》：“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再参照《魏书》载黄初四年三月丙午诏宣布退兵，以及《吴主传》中“（黄武二年）三月，曹仁遣将军常彫等，…是月，魏军皆退。”以黄初四年三月倒推六个月，也就是说魏军至少在黄初三年十月已经包围了江陵。

再案《先主传》：“（章武二年）冬十月，…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吴录》：“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刘备致书陆逊，基本可以确定是在黄初三年十月或之前，也同样是一个佐证。

《夏侯尚传》中的记载则有所不同：“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董昭传》则云：“大驾幸宛，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曹丕幸宛案《文帝本纪》是在“十一月辛丑”。但参照其他史料来看，可以确信《夏侯尚传》和《董昭传》记载的前后顺序必然有误。

那么满宠为何要在完成江陵战役后回屯新野，之后又马不停蹄赶赴洞口与曹休军会合？《董昭传》的记载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黄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原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魏国君臣对于曹休的兵力和臧霸的积极性持怀疑态度，因此诏各道驰援曹休并不足奇。而曹休上表自陈说明了其并不想有其他诸军染指赴援，而想独建其功。可是此时曹休手中可用的牌并不多。张辽已然“得疾”（《张辽传》），而臧霸则完全得不到曹丕的信任，曹丕“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魏略》）。因此曹丕立即“驿马诏止”，要求其在援军到达之前不得轻举妄动。《曹休传》中所载“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馀军，击权大将吕范等於洞浦，破之。”中的“诸州郡”的军队，很有可能就包含了满宠的军队。

如果精湖之战真的发生在黄初三年，那么《满宠传》中随后的记载“黄初三年，假宠节钺。”确实难以理解。那么，《满宠传》真的如同卢弼所言“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先后倒置”么？

格思认为，陈寿很有可能在写《满宠传》中犯错。错误也可能分两种。

一为误书年份。《三国志》中此类错误并不罕见，而且单就《满宠传》来看，也有类似错误：“（太和）三年…秋，使曹休从庐江南入合肥，令宠向夏口。”案《明帝本纪》及其他相关记载，曹休死于太和二年九月庚子，而《满宠传》则误延了一年。

一为窜杂衍文。按照《满宠传》的说法，满宠是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假节钺，这一点大可商榷。案《孔丛子》：“天子当阶南面，命授之节钺，大将受，天子乃东面西向而揖之，示弗御也。”节钺是天子所赐予大臣最高的征讨权力象征，可杀持节将领。魏国篡汉以来，取得假节（黄）钺身份的基本都是以大将军或者太尉身份，如：司马懿父子（以大将军身份假黄钺）、王凌（以太尉身份假节钺）、曹休（以征东大将军身份假黄钺）、曹真（以上军大将军身份假节钺）、曹爽（以大将军身份假节钺）、夏侯尚（以征南大将军身份假钺）等，寥寥数人而已。而且黄初年间，假节钺的全部是曹氏、夏侯氏宗亲。满宠的伏波将军不过是杂号将军，不太可能取得假节钺的权力。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案《晋书-职官志》，魏国大将军品号繁多，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其实均是在大将军之下，列于其他将军名号之上。但是满宠此时的官号不太可能就是《晋书-职官志》所言的伏波大将军，否则黄初五年拜前将军就是一种降职了。而且案《贾逵传》：“太和二年，帝使（豫州刺史、建威将军）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很难想象假节钺的满宠会受尚未假节的贾逵指挥，除非满宠忤事削职。

陈寿最有可能犯哪种错误呢？我们根据《满宠传》的下文也许能够找到答案：“景初二年，以宠年老徵还，迁为太尉。”案《明帝本纪》：“（景初）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帅众讨辽东。…（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与《晋书-宣帝本纪》略同。再案《三少帝本纪》：“（景初三年）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满宠升任太尉当在景初三年，假如真有假节钺事，也当在同一年。那么这一谜题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格思个人倾向于陈寿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将满宠假节钺的“景初三年”误作“黄初三年”。

如果我们把《满宠传》中所记载的江陵之役的时间坐标确定是在黄初三年，而先前提及《贾逵传》的记载印证了黄初五年满宠拜前将军的事实，那么精湖之战的时间坐标也就能够确定下来。

“延康元年说”的论据和结论都完全是建立在“黄初三年，假宠节钺”这样一句经不起推敲的句子上，除此之外拿不出任何辅证，可信度如何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抛出这一观点时，对于精湖之战难以自圆其说，含糊地认为曹丕是别遣满宠偏师在精湖的原因。案《文帝本纪》：“（延康元年）七月甲午，军次於谯…冬十（一）月丙午，行至曲蠡。”而“帅诸军在前”的前锋满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跑到精湖去，无论精湖的具体位置是在洞口还是在广陵。

再来分析“黄初六年说”的情况。案《文帝本纪》：“（黄初六年）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假如精湖就在洞口，那么作为前锋的满宠同样也不可能跑去精湖。就算精湖是高邮湖，魏军前锋能在广陵城以北与吴军相拒，那陈寿就不应该写魏伐吴，而应该是吴伐魏了。

相比较前两种说法，“黄初三年说”的论据和论点均能得到不同史料的相互印证，自然可信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