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战宋军为什么坐失致胜良机
赵匡胤靠军队支持夺取江山,即位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极力裁抑武将势力。在中央,将统领禁军的功臣宿将外调戍边,选派资历较浅的亲信将领担任三军统帅。在地方,挑选精壮士卒充实入禁军(中央军),消弱州府军队(厢军)的战斗力。同时,通过频繁地调防、换将,避免军队将领与士卒之间形成相互依附关系。而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则通过枢密院这个文官系统,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
枢密院产生于唐朝后期,其首脑称枢密使,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担任,原属于皇帝的近侍。五代时期战事频繁,枢密院职能转变,权力逐步加大,枢密使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可以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主政大臣。这个时期的枢密使,主要由皇帝的亲信大将担任。北宋立国之初,虽然留用了后周的几位辅政大臣,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是赵普。赵普很有政治才干,而且懂得军事,是个多面手。但是他擅权乱政,结党营私,且贪婪聚敛,其不法行为引起赵匡胤的警惕。于是赵匡胤加大枢密院的职权,将军权从宰相的职权中完全剥离出来。这样,枢密使就成为皇帝之外的最高军事长官。
赵匡胤是大宋朝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年轻的时候就征战沙场。他经历过大阵仗,又善于学习,故能够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顺利完成统一南方的大业。北宋初期,宋军战斗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对外征战鲜有败绩,对阵契丹也不落下风。此时的枢密使虽地位尊崇,但一切军事部署均由天子定夺,枢密院只负责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宋太祖在位期间,担任枢密使职位的有赵普、王仁赡、李处耘、李崇矩、曹彬、沈伦等人,主要是战功卓著的武将。赵普和沈伦虽为文臣,却是赵匡胤的亲信故旧,且有一定武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宋太宗朝,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光义登基即位本就疑窦丛生,他对赵匡胤的亲信将领是拉拢与打压相结合,很少赋予重任。尤其在枢密院首脑和禁军统帅的任用上,基本上重用藩邸旧臣,也就是即位前的亲信故旧。太宗朝前期,担任枢密使及副使的主要有楚昭辅、曹彬、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王显、赵镕、周莹等人,除了楚昭辅和曹彬二人,其余都是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旧人。这些人凭借与赵光义的特殊关系,短时间内纷纷平步青云、窃据高位。但是他们擅长的是告密、诬陷、敛财、投机取巧、献媚争宠,至于军事方面基本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赵光义未像其兄赵匡胤那样久历沙场,身边这些亲信随从几乎都没有战场经验,军事素养极差,根本不可能为赵光义运筹谋划,更无能力独当一面指挥作战。赵光义本是个志大才疏之人,以为读过兵书就能够运筹帷幄,当了皇帝便可以威震八方。迫降北汉以后头脑发热,未经充分论证便贸然率军北伐。因为指挥失当,宋军两次北伐均以惨败收场,从此患上了“恐辽症”。
但是赵光义并没有吸取两次北伐失利的教训,不纠正自己“能人不用,用人无能”的心态。淳化二年八月,他曾经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认为外忧不足虑,内患深可惧,于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内政,犹致力于防患武将干政。太宗朝后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开始显露出才干,一批文官进入枢密院,如赵昌言、张齐贤、王沔、张逊、钱若水、向敏中、温仲舒、寇准等人,取代藩邸旧将而成为枢密院首脑。这样,负责大宋朝军队事务的枢密院完全被文臣所主导,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大宋灭亡。
[page]客观地讲,文臣并非全无武略,文人将兵是大宋朝的一大发明,张齐贤、钱若水、寇准等人在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上都有一定建树。但是枢密院不掌兵,就无法革除宋军存在的弊政,终太宗一朝(21年),宋军的战斗力反而减弱了。到了宋真宗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宋真宗赵恒(赵元侃)并非太宗长子,按次序轮不上他做皇帝。但是由于首任太子赵元佐发疯,继任太子赵元僖暴死,他便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皇帝。赵恒作为储君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五年,政治上历练不足,又不像赵光义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培植嫡系。他在位期间任用的宰相大多是科举出身,可以说是能人云集,名相辈出。但是在军队系统的人事安排上,依旧沿用太宗和自己的藩邸旧将,如王显、王继英、王超、傅潜、李重贵、张耆、王继忠、葛霸、王汉中、王能、戴兴、桑赞、陈兴、许均等人。其中出自宋真宗藩邸,短短数年便升任军队高级将领的就有二十余人。这些为皇帝所倚重的二三流将领统兵作战,往往是漏洞百出,丧师辱国。如王超、桑赞遇敌畏缩不前,致使王继忠全军覆没,兵败降敌;傅潜为大将“畏懦无方略”,被部下骂为“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胆小如鼠不如女人),终因贻误战机被朝廷治罪;葛霸为驾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一路军统帅),御下无方,昏耄怯懦,宋真宗不得不将其从战场召回;张耆十一岁便“给事真宗藩邸”,后官居枢密使。史载其“家居为曲阑,积百货其中,与群婢相贸易。有病者亲为诊切,以药儥之,欲钱不出也。所历藩镇,人颇以为扰”。其品行之低下,行为之丑陋,常常见诸史籍。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承天太后(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辽军主力南下。此时,大辽国杰出军事统帅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均已病故,韩德让业已老迈,统军主将实际是先锋官萧达凛。辽军虽气势汹汹而来,却没有明确的军事目的和进攻方向,可以说打的是糊涂仗。由于宋军已有准备,王超率主力提前驻扎唐河,各州府军寨严阵以待,辽军屡屡受挫。史书记载:“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河北徐水)、安順军(河北高阳)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河北完县)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河北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岢岚军(山西岢岚县)则贾宗走之,寇瀛州(河北河间)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河北大名附近)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至十一月初,辽军仅攻陷遂城(河北徐水附近)一地,损兵折将数万人,而宋军损失甚微。十一月,萧达凛率辽军主力进攻由参知政事王钦若坐镇的军事重镇大名府,被击败后转而攻破德清军(河北清丰县),进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此时,名将李继隆率领的宋军主力早已以逸待劳,萧达凛外出查勘地形时,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一种强驽,射程可达1500米)一箭射死,辽军元气大伤。史籍记载,萧达凛死后,萧太后为之辍朝五日。辽国君臣求胜之心顿失,继而转为积极向宋廷求和。
到此时,辽军主将阵亡,师老兵疲,孤军深入,军无斗志,仗是没法再打了。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扭转,大宋朝面临着聚歼辽军的千载良机。但是这个致胜良机,竟在以宋真宗为首的昏君庸将手中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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