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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解析历史上关羽的卓越战功与人格魅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关羽这一历史人物,受到老百姓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崇拜,而且达到了古今武将均无与伦比的程度,确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熊崧策的《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试图剖解,当然很好。但他的剖解是否能成立呢?我们不妨探索一下。

作者认为关羽身后寂寞,到唐代开元年间,关羽未被重视,到唐肃宗时奉祀姜尚的配亨武将仍无关羽其人,直到公元782年,始与孙膑廉颇等六十四名将并列,但张飞亦在其中,其头衔是汉末献帝所封的汉寿亭侯。并不突出。因此,作者认为关羽的被神化完全是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以及清代诸皇帝封赠的结果,由此老百姓与士大夫阶层改变了原来对关羽的看法,开始崇拜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简单呢?

首先,关羽的原始记载,即陈寿的《三国志》的《关羽传》原文,熊先生注意不多,却节外生枝,从关羽死后“身首异处”切入,认为“和上古传说人物蚩尤,刑天相似”,“给后人的神话提供了想象空间”,而没有重视《关羽传》的主要内容、主导思想和人文精神,必然导致他走向错误的结论。

问题仍应从陈寿撰著《三国志》的历史背景入手,作为晋代司马氏统治下的臣僚,这一使命如何进行?如何完成?那是一道难题。正统谁属,则又是最难处理的难题。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原是一脉相承的,似乎唯一的办法是以魏为正统,而以蜀、吴附骊其后。在这个问题上,陈寿以他非凡的史胆、史识,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使三国并列,称之为《三国志》,冒了一定的风险。

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写出浓墨重彩歌颂关羽的《关羽传》:

曹公遣于禁助(曹)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关羽受到刘备诸葛亮诸人的嘉许,自不待言。“威震华夏”的提法,并未在关羽之外任何三国名将传略中出现。整部《二十四史》,也未有任何名将有过“威震华夏”的声势。更值得注意的是“群盗或遥受羽印号”,这说明除魏、蜀、吴三国公卿百官之外,流落社会上贩夫走卒以及流氓无产阶级也都对关羽心悦诚服,愿意为之驱驰也。此时关羽健在,并未被统治阶级封神也。

话说回来,“威震华夏”这四个字固然具有极高的力度、强度,毕竟还比较抽象,如何去检验其是否属实呢?接着下面的几句话,乃是令人信服的论证。其原文为: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假使曹操当年并未“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陈寿断乎不会凭空捏造这一史实的,而且即使确有其事,也仅仅说过算数,并无来龙去脉可循,陈寿也可略去不提。因为写关羽“威震华夏”,不仅会使晋代统治者感到不愉快,从前曹魏族人及臣僚的后裔也会感到不愉快。但是,陈寿还是这样写了。

首先是作为一位使命感颇强的史官,他的史胆、史识决定了他要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作客观的反映,保存下来。其次,如果曹操在军事上没有感觉到关羽给他造成的如此沉重的压力,曹操也不可能听从司马懿蒋济诸人的计谋,有“遣人劝(孙)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了。陈寿的《关羽传》如此针细线密,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

陈寿赞扬关羽的义气,用的手法相当巧妙,也和后来《三国演义》通过街亭之败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显示其公私分明相似,陈寿毫不讳言关羽被曹军俘获的事实,进而通过此时关羽的表现,写其对刘备的忠忱相当生动:

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当时刘备为曹操所败,家眷也被曹操所俘,而关羽一心报效刘备迄无丝毫动摇,所以后人誉之为“义薄云天”,是有这许多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关羽传》还通过马超归顺刘备一事,从诸葛亮之口中,肯定马超的“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为“一世之杰”,然后认为马超虽然如此了不起,他也仅仅只能“与翼德并驱争先”。诸葛亮是直接答复关羽“超人才可谁比类”的。答复时这样说的。诸葛亮因“羽美须髯”,故尊称关羽为“髯”,所以说“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当时魏之崔琰、蜀之太史慈均以美髯著称,但陈寿仅一笔带过,均未多用笔墨也。

应该说,作为晋代的臣僚,对蜀军将领关羽如此处理,已经够大胆了。

关羽之逐渐被重视决非如熊崧策所说到唐代中叶,甚至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时才开始。南北朝时,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他对《关羽传》引用史书不多,甚有价值的是《江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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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在此之前,关羽传“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记载在士大夫之间影响仍较小,反而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社会下层的群体非常崇拜,并视之为“朋友妻,不可嬉”的道德典范,而《江表传》的寥寥十一个字,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

按《左氏传》,即《春秋》,此书由孔子完成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家均有诠释本流传,左丘明本流传最广,亦称《左传》或《左氏传》。《春秋》为孔子的历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是非曲直均作了谨严的判断,当时就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可见其作用非同一般。

《江表传》记载关羽爱读《春秋》,一般人仅仅是理解为关羽不是粗鲁的武夫,而是通文墨的儒将而已。在士大夫阶层看来,则有更深的涵义,他们认为发现了关羽的行为准则,认为关羽的效忠刘备乃是与乱臣、贼子们进行殊死斗争的必然选择。认为他的一生言行,无一不是对“义”的实践,达到完美的程度。对于他的战败被杀,则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角度予以评价,反而不是欠缺,而是具有大丈夫的人格魅力。

裴松之引《江表传》注《关羽传》早在宋徽宗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之前至少五百年之久,我们怎能视若无睹呢?

至于当年蜀后主刘禅为何在关羽死后四十一年之久才封关羽为“壮缪侯”?史书未有详细记载,按情理分析,关羽死时,先主刘备在位,未加封赠。后主贸然行事,自然不妥,爵位高低?如何称谓?势必要慎重考虑。而且虽然一般情况之下,当年往往关、张相提并论,但无论刘备,无论诸葛亮,都是向关羽这方面倾斜,后主刘禅又是张飞之女婿,在感情上很难仍向关羽倾斜。在这种情况之下,封赠关羽一事就变得复杂了。并不能说明关羽受到冷遇也。再说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代诸帝加封关羽为“帝”、为“王”等等举动,也各有其涉及自身利害的内在原因,不一定真正是对关羽崇拜或景仰也。

宋徽宗赵佶,精于绘画书法,和名妓李师师经常幽会,是个风流种子,对治理国事却是低能儿,而且一心只想逃避南下,以保全性命,结果断送了北宋。他的封赠关羽乃是因为身为皇帝,却已经失去了民心,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的自我安慰而已,以为既然关羽是老百姓崇拜的对象,如今道教徒要求封赠关羽,予以封赠也许可以在争取民心方面有所弥补,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代诸皇帝自知马上得天下,文化方面无法与汉族相较量,既然老百姓崇拜关羽,此举对元代统治无直接影响,当然可以听之任之,加封任何头衔,有何不可。关羽效忠的“汉”室,先是汉献帝在位的东汉,后是刘备称帝的蜀汉,都与民族问题无关,当然不必禁止。至于士大夫或倡优有时也借此机会一语双关地借“汉家节”等唱辞、道白抒发汉族的民族思想,很可能有所察觉,因忙于东征西讨,无暇再兴文字狱了。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此人文化修养较宋徽宗浅薄,多年不上朝,成了奸相严嵩手中的木偶。万年只求白日飞升而成仙,痴心寻求并不存在的仙丹。道士陶仲文等一批奸人成为他的唯一依靠,加封关羽则使他萌生超越众神的幻觉,何乐而不为。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多年不上朝的昏君、暴君,明代的统治虽然到崇祯皇帝才结束,但他在位的近五十年间元气已丧尽了。他的封赠关羽,既不能挽回任何损失,也对关羽的评价无任何作用。

清代开国时即组织力量用满文译《三国演义》,一方面宣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精神应该继承,并体现在满、汉、蒙三族通力合作上;一方面因宋代岳飞所抗之“金”与“清”同为契丹族,甚有顾虑,千方百计抬高关羽以冲淡岳飞之影响,其结果是关羽的影响确实略有扩大,而岳飞的影响则依旧,并未淡化。

回顾关羽一生言行,回顾三国以来历代历朝各方面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肯定关羽的事迹在当时就惊天动地,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关羽逝世以后,沧桑巨变不断,关羽人格魅力却更为深入人心,从社会下层逐渐扩展到了士大夫阶层,进而遍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才会想到对关羽封王封帝以收揽民心,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决不是如《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所说,关羽是由于被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清高宗等统治者神化之后,才被老百姓以及士大夫阶层所景仰、崇拜的。当然,统治者对关羽的神化也对关羽的影响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孰为原因?孰为结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常识。决不能倒置。倒置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总的来说,问题的关键、核心已经说清楚了。但是,还有几个较次要的具体问题也应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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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的影响如此之大是不是因为他死后身首异处,和传说中的人物蚩尤相近似,由此沾了蚩尤的光呢?

蚩尤的传说固然是有的,但是并不是具有辉煌战功与人格魅力的英雄,而且传说也并不丰富,只是说他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兵败被杀了。一说他是主宰战争之神。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过祭祀蚩尤的庙宇,也没有发现蚩尤身首异处的坟墓或蚩尤的任何坟墓。关羽被孙权部下吕蒙的部队杀害后,孙权胆小如鼠,又怕刘备兴师问罪,于是把关羽的首级,送往曹操处,曹操即将关羽首级安葬于洛阳。于是,孙权把关羽的身躯以诸侯之礼葬于当阳。所以现在河南洛阳、湖北当阳都有关陵。湖北的关陵规模更大些,是个庞大的建筑群。解放以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阳关陵大殿上还有关羽凭几阅读《春秋》的塑像,“文革”时被毁了。

如果考察神话传说,蚩尤不仅是涿鹿之野大战中黄帝的败将,也是关羽手下败将。宋徽宗时山西解州道士上奏,谓解州盐池忽然干涸,不再产盐。查明原因是蚩尤作祟,关羽之神灵十分恼怒,率神兵神将与蚩尤交战,大败蚩尤。于是盐池恢复出盐。宋徽宗根据道士奏疏,才对关羽封赠的。

再说,历代皇帝对于封赠的情况种类繁多,情况各异,不加区分地谈,则往往造成混乱。例如唐代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立了大功,最后被封为汾阳郡王,那时郭子仪还健在。这郡王应该享受的利禄,还有封地,都要给他。这一类爵位,往往是世袭的,子孙之中始终有一嫡系继承王位,直到继承者失去资格,或此一皇朝灭亡为止。如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因坚决抗金而被宋高宗怀恨在心,他壮志未酬,十分消极,拒绝接受任何爵位。他死后,被封为蕲王,他无法拒绝。朝廷对于利禄方面,也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一下而已。对于死于冤狱的忠良封赠的主要作用则是平反昭雪。又如明代开国元勋刘基,未能封公、封侯,仅仅封为“诚意伯”,更不必说封“王”了。在封建皇朝中,这一类封赠都被作为头等重大事件反复研究、讨论之后,然后才决定下来。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中,主管封赠的礼部定出方案,再由重臣交换意见,然后上奏皇帝定夺,隆重之至。至于唐、宋、元、明、清的皇帝对关羽封公封王,那和对朝廷文臣武将封赠完全是两回事,既不涉及当时朝政的评价,也无关任何文臣武将的利害得失,至多让和宫廷接近一些的庵、观、寺、院沾一些光而已,让一些经常出入宫禁的和尚、道士沾一些光而已,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极小。

封建制度的政体决定了皇帝至高无上,而且只有一个,也就是俗语所说:“天无二日”。但在宗教所设想的神仙世界中,一切都可以随意设置,关羽可称关圣帝君,黄飞虎可做东兵大帝,又有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等,谁大谁小?从未有人去研究,因为这个神仙世界实际上不存在,所以也无从研究。

《关羽是如何被神化的?》一文,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封赠混为一谈,过分夸大了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明神宗诸人对关羽封公封王封帝的作用,十分牵强附会。

这篇文章将结束时,还说:“近代以来,海外华人更把关庙建到了日本、东南亚、澳洲和美国”。言外之意,也是历代皇帝对关羽神化有以致之,其实,并非如此。所谓“近代以来”提得也不确切。我手头有一篇刊发在《上海道教》的文章:郑上有《日本的关帝庙及其信仰》。其中说到:

1623年,长崎华侨……寺内妈祖堂的左堂祀关帝。1628年,长崎华侨……寺内青莲堂的左旁祀关帝……1678年,华侨广东帮创建圣福寺,寺内观音堂祀关帝、妈祖和观音等,信仰主体是海商、船主、明末遗臣等,他们或从事海上走私“犯禁”,而寄居异邦,不敢回家;或不愿仕清,挺身走险,搭乘商船流亡出逃。他们寓居异乡,得不到国内政府的保护,精神上彷徨、苦闷,为寻求精神上寄托,全体侨胞遂将关公奉为保护神……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将关羽作为保护神,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并不是因为皇帝曾经封过关羽,这些奉祀关羽的人,对皇帝是颇为失望、怨恨,甚至是对抗的。

再说经过辛亥革命,经过五四运动,整个中华民族,对历代皇帝言行都基本上能客观对待,思想信仰,甚至生活习惯,都是与时俱进地在变化,决不可能遵循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他们的意志来生活。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政府,人们的封建思想一次又一次在学习中逐步清除。但是,关羽当年的卓越战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人们仍在议论,关羽的人格魅力依旧感染着各阶层的人群。昆剧《单刀会》、京剧《战长沙》《华容道》《水淹七军》等戏仍在舞台上流行。观众从舞台上一睹关羽“威震华夏”的气概,在内心深处萌生了难以言喻的欣慰。

且不说建国以前张恨水,他的《啼笑因缘》写的正面人物不多,江湖卖艺的关寿峰及其爱女秀姑是正义感极强的好心人。为什么张恨水不让他们姓赵佶的赵,或曹操的曹,偏偏姓关呢?

建国以后,李英儒写《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古城的解放,起义的将领名关敬陶,为什么不叫张敬陶或李敬陶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纪念世界名人关汉卿时,因为关汉卿并无肖像流传下来,奉命画肖像的画家李斛最后就以民间流传的关羽读《春秋》的塑像、年画为基础,予以加工而成。领导、文艺家也全都接受了。

凡此种种,你能说是由于宋徽宗、元文宗、明世宗、明神宗这些皇帝封关羽为公、为王、为帝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