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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魏吴之间的战争为什么集中在合肥?

三国时期,曹魏与吴、蜀长期对峙,其接壤疆界东起广陵,西达临洮,绵延数千里。曹魏的防御兵力并非沿边境线平均配置,而是集中扼守几处要枢。如魏明帝曹叡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笔者根据史料统计,孙吴军队在208—278年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其中合肥一寿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的6次,如孙权在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二十年(214年),魏青龙元年(233年)、二年(234年);孙皓在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七年(271年);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进攻3次,包括东吴攻魏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253年诸葛恪率军20余万伐淮南)以及三国区域性战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257年诸葛诞反寿春,魏吴双方投入军队共计超过50万);可见这一地区是吴、魏两国战略攻防的主要目标。合肥为什么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引起双方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夺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合肥处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试析如下:

在三国历史阶段,政治、军事冲突的地域表现主要是曹魏与吴、蜀的南北对抗。魏吴两国交战和对峙的疆界沿江上下,自东向西横贯数千里。由于受到山陵、川泽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双方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经过几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进行的,包括(1)中渎水,即古邗沟,从江都北入水道,过精湖、射阳湖等,至淮阴进入淮河;(2)濡须水-巢肥运河-肥(淝)水,自濡须口逆流而上,过东关,人巢湖,沿施水过合肥,再沿肥水过芍陂、寿春人淮;(3)汉水,自沔口溯汉江西进,至竟陵北上,过荆城、都县、宜城,抵襄樊。在魏吴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单纯使用陆路交通线的情况出现较少,主要原因是陆运兵员、粮草给养耗时费力,船只航运则能利用水、风等自然力的帮助,效率比陆运高得多。故汉代人称江南“一船之载当中国(原)数十两(辆)车”。孙吴军队又以水师、水战见长,以致被曹魏方面称为“水贼”;即使步兵陆战,也经常依托船队,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的路线往往选择水道。

在上述三条水道中,合肥方向的濡须水一淝水航线为吴国北伐道路之首选,运用次数最多,投入的军队数量与作战规模最大,而且统帅多为亲征的国君或权臣,可见其备受东吴统治集团关注。其中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渎水道及其经过湖泊通常较浅,受季节和雨量影响,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常年通航。如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领舟师经淮阴征吴,蒋济便上表称“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结果返航至精湖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建安年间曹操迁徙江北居民后,中渎水道附近人烟稀少,给养难觅,加上船只航行困难,因此不是吴军北伐的理想途径。曹魏也深知这一点,故对当地防务不甚重视,部署兵力很少。如吕蒙所说,“徐土守军,闻不足言,往自可克”。其次,汉水一路船队溯流抵达襄樊后,由于水道折而向西,无法北进中原;吴师即使占领了重镇襄阳,还需弃船陆行,打通豫西丘陵或方城隘口,才能进入华北大平原;在地形不利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又无法发挥水军优势,这对吴国用兵的阻力和难度甚大。再次,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贯通起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数次南征都曾利用这条水路,船队由河北邺城出发,经白沟入黄河,进阴沟水、蒗荡渠、涡水入淮,再浮肥水,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濡须水而达长江。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入淮,那么沿淮上下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更为有利,因此被当做吴军攻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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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这条水陆交通干线的要冲,它位于巢-肥运河的修建之处,即施水与肥水的连接地段。合肥名称的来历,据《水经注》卷32记载,是因为该地为施水合于肥水之处。这两条河流本不相通,只在夏水暴涨时汇合;后经人工开凿疏浚,使肥水与施水、巢湖及濡须水连接起来,形成邗沟之外另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据刘彩玉先生考证,这段运河位于合肥以西将军岭,平均长度约4千米。另外,就地形而言,合肥以西是大别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大别山余脉向东北延伸为江淮丘陵,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地势较高,散布着老嘉山、琅邪山、龙王山等岭峰。江淮丘陵的蜂腰地段就在合肥西面的将军岭附近,水道及沿河陆路即由此经过。合肥坐落在这一狭窄通道上,因而成为道路冲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商旅往来的贸易都市。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在地理条件上,合肥左右两侧受地形、水文等不利因素限制,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部队行进往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地。所以占据合肥即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可以在军事上获得很大的主动权。

合肥不仅是南北水陆干线的冲要,它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段,四通五达,为数条路途的汇聚之所,属于“锁钥地点”,即交通、军事上的枢纽区域。控制了合肥,便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或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这也是它备受军事家重视的原因。

从合肥出发,除北上寿春抵达淮滨,或南渡巢湖进入长江之外,还可以向东沿江淮丘陵南麓而行,过大、小岘山(春秋楚国著名要塞昭关即在小岘山上),到长江北岸又一处重要渡口——历阳的横江渡。此地原为汉朝扬州刺史治所,对岸便是建业以西的关津门户——牛渚(采石矶)。魏军如果兵临历阳,就会直接威胁东吴国都。黄初三年(222年)曹魏复合肥之守,即派遣兵马由此途至横江与吴军接战,引起孙权惊恐,修书询问曹丕:“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后来西晋灭吴时,扬州都督王浑所率南征大军也是由合肥走这条陆路到横江,打败了吴师主力——中军,从而迫使吴国投降的。

由合肥南下,沿着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边缘向西南而行,即可到达皖城(今安徽潜山),这是魏吴长期争夺的另一重要地点。皖城所在的安庆地区亦为江北要冲,被兵家誉为“中流天堑”。曹魏如果占据皖城,既可以向西南威胁孙吴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又可以向东南逼迫牛渚、建业,取得有利形势。在三国时期战争史上,曹魏曾派遣大将曹休满宠等领军经过合肥对此地发动攻击。自合肥向西,经庐江郡之六安,陆路可达豫州南部诸郡。建安十三年冬,曹操从荆州遣张喜救合肥,即由此途东来,并顺路带上汝南郡兵增援。豫州南境的汝南、弋阳、安丰等郡都在大别山北麓,吴军若从其南边进攻,则背临大江,穿峰越岭,形势比较艰难。若能占领合肥,由该地出发西行,则一路皆为坦途,并无高山大川之阻,交通条件要方便得多。

综上所述,合肥乃四方道路交汇之所,即兵法所言“衢地”,具有很高军事价值。所以魏吴双方均竭尽全力来争夺这一战略要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