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吴之间的战争为什么集中在合肥？

三国时期，曹魏与吴、蜀长期对峙，其接壤疆界东起广陵，西达临洮，绵延数千里。曹魏的防御兵力并非沿边境线平均配置，而是集中扼守几处要枢。如魏明帝曹叡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笔者根据史料统计，孙吴军队在208—278年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其中合肥一寿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的6次，如孙权在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二十年（214年），魏青龙元年（233年）、二年（234年）；孙皓在西晋泰始四年（268年）、七年（271年）；权相（诸葛恪、孙峻、孙綝）领兵进攻3次，包括东吴攻魏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253年诸葛恪率军20余万伐淮南）以及三国区域性战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257年诸葛诞反寿春，魏吴双方投入军队共计超过50万）；可见这一地区是吴、魏两国战略攻防的主要目标。合肥为什么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引起双方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夺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合肥处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试析如下：

在三国历史阶段，政治、军事冲突的地域表现主要是曹魏与吴、蜀的南北对抗。魏吴两国交战和对峙的疆界沿江上下，自东向西横贯数千里。由于受到山陵、川泽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双方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经过几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进行的，包括（1）中渎水，即古邗沟，从江都北入水道，过精湖、射阳湖等，至淮阴进入淮河；（2）濡须水－巢肥运河－肥（淝）水，自濡须口逆流而上，过东关，人巢湖，沿施水过合肥，再沿肥水过芍陂、寿春人淮；（3）汉水，自沔口溯汉江西进，至竟陵北上，过荆城、都县、宜城，抵襄樊。在魏吴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单纯使用陆路交通线的情况出现较少，主要原因是陆运兵员、粮草给养耗时费力，船只航运则能利用水、风等自然力的帮助，效率比陆运高得多。故汉代人称江南“一船之载当中国（原）数十两（辆）车”。孙吴军队又以水师、水战见长，以致被曹魏方面称为“水贼”；即使步兵陆战，也经常依托船队，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的路线往往选择水道。

在上述三条水道中，合肥方向的濡须水一淝水航线为吴国北伐道路之首选，运用次数最多，投入的军队数量与作战规模最大，而且统帅多为亲征的国君或权臣，可见其备受东吴统治集团关注。其中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渎水道及其经过湖泊通常较浅，受季节和雨量影响，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常年通航。如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领舟师经淮阴征吴，蒋济便上表称“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结果返航至精湖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建安年间曹操迁徙江北居民后，中渎水道附近人烟稀少，给养难觅，加上船只航行困难，因此不是吴军北伐的理想途径。曹魏也深知这一点，故对当地防务不甚重视，部署兵力很少。如吕蒙所说，“徐土守军，闻不足言，往自可克”。其次，汉水一路船队溯流抵达襄樊后，由于水道折而向西，无法北进中原；吴师即使占领了重镇襄阳，还需弃船陆行，打通豫西丘陵或方城隘口，才能进入华北大平原；在地形不利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又无法发挥水军优势，这对吴国用兵的阻力和难度甚大。再次，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贯通起来。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数次南征都曾利用这条水路，船队由河北邺城出发，经白沟入黄河，进阴沟水、蒗荡渠、涡水入淮，再浮肥水，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濡须水而达长江。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入淮，那么沿淮上下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更为有利，因此被当做吴军攻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

合肥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这条水陆交通干线的要冲，它位于巢－肥运河的修建之处，即施水与肥水的连接地段。合肥名称的来历，据《水经注》卷32记载，是因为该地为施水合于肥水之处。这两条河流本不相通，只在夏水暴涨时汇合；后经人工开凿疏浚，使肥水与施水、巢湖及濡须水连接起来，形成邗沟之外另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据刘彩玉先生考证，这段运河位于合肥以西将军岭，平均长度约4千米。另外，就地形而言，合肥以西是大别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大别山余脉向东北延伸为江淮丘陵，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地势较高，散布着老嘉山、琅邪山、龙王山等岭峰。江淮丘陵的蜂腰地段就在合肥西面的将军岭附近，水道及沿河陆路即由此经过。合肥坐落在这一狭窄通道上，因而成为道路冲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商旅往来的贸易都市。如《史记·货殖列传》所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在地理条件上，合肥左右两侧受地形、水文等不利因素限制，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部队行进往往要经过这个咽喉要地。所以占据合肥即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可以在军事上获得很大的主动权。

合肥不仅是南北水陆干线的冲要，它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段，四通五达，为数条路途的汇聚之所，属于“锁钥地点”，即交通、军事上的枢纽区域。控制了合肥，便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或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这也是它备受军事家重视的原因。

从合肥出发，除北上寿春抵达淮滨，或南渡巢湖进入长江之外，还可以向东沿江淮丘陵南麓而行，过大、小岘山（春秋楚国著名要塞昭关即在小岘山上），到长江北岸又一处重要渡口——历阳的横江渡。此地原为汉朝扬州刺史治所，对岸便是建业以西的关津门户——牛渚（采石矶）。魏军如果兵临历阳，就会直接威胁东吴国都。黄初三年（222年）曹魏复合肥之守，即派遣兵马由此途至横江与吴军接战，引起孙权惊恐，修书询问曹丕：“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后来西晋灭吴时，扬州都督王浑所率南征大军也是由合肥走这条陆路到横江，打败了吴师主力——中军，从而迫使吴国投降的。

由合肥南下，沿着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边缘向西南而行，即可到达皖城（今安徽潜山），这是魏吴长期争夺的另一重要地点。皖城所在的安庆地区亦为江北要冲，被兵家誉为“中流天堑”。曹魏如果占据皖城，既可以向西南威胁孙吴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又可以向东南逼迫牛渚、建业，取得有利形势。在三国时期战争史上，曹魏曾派遣大将曹休、满宠等领军经过合肥对此地发动攻击。自合肥向西，经庐江郡之六安，陆路可达豫州南部诸郡。建安十三年冬，曹操从荆州遣张喜救合肥，即由此途东来，并顺路带上汝南郡兵增援。豫州南境的汝南、弋阳、安丰等郡都在大别山北麓，吴军若从其南边进攻，则背临大江，穿峰越岭，形势比较艰难。若能占领合肥，由该地出发西行，则一路皆为坦途，并无高山大川之阻，交通条件要方便得多。

综上所述，合肥乃四方道路交汇之所，即兵法所言“衢地”，具有很高军事价值。所以魏吴双方均竭尽全力来争夺这一战略要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