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国路（5）征南中：诸葛亮的目的不是镇压叛乱，而是抓取军权

刘备遗诏，本划定了诸葛亮统管朝政，坐镇成都；李严“统内外军事”，留守永安——这样一种一文（诸葛亮）一武（李严）、一内（诸葛亮）一外（李严）的权力分配格局。但因为蜀汉内部小集团之间矛盾的存在，这种平衡势必会被打破。

建兴二年，诸葛亮领受益州牧之职，标志着他和李严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天平开始发生了倾斜。

相对于曹魏和孙吴，蜀汉集团疆域本来就狭小，荆州覆败之后，更是只剩下益州一州之地。刘禅统治下的蜀国的全部疆域就是益州，诸葛亮领有益州牧，等于变相地换了个名称职衔来代替刘禅全权统治蜀国（汉末的“州牧”们拥有对所属州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方面的全权统治权）。由此，益州治下的各级地方大员如太守、都督等在名义上出现了两重上级：一重是皇帝刘禅领头的蜀汉朝廷；一重是诸葛亮为首的益州牧幕府。这些大员们也拥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直属刘禅的臣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直接受诸葛亮辖制的下属。理论上说来，他们必须同时对刘禅和诸葛亮直接负责。

作为丞相，诸葛亮固然已经专断了蜀汉集团的所有政务，但他却无法逾越刘备临终前做出的军、政分离的托孤诏命。领有益州牧恰恰是对刘备的托孤遗诏的一次极其高明和成功的规避：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严格恪守诏命，坚决不染指军事；但由于“州牧”的职责权限所在，作为益州牧的诸葛亮不但有权力，而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插手管理益州（也就是整个蜀汉集团）的所有军政事务。

如果说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为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的军事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建兴三年的南征在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军权这一问题上则具有实质性意义。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就整个蜀汉集团而言，在于为日后的北伐扫清了障碍，营造出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但对诸葛亮个人而言，南征之役、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诸葛亮的手由理论而实际，顺利地伸到了军队之中。

——领有益州牧使诸葛亮插手军队之事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南征之战则使这种可能迅速地转变为现实。

“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时任丞相长史）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痢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

与其说诸葛亮坚持亲征的原因是“虑诸将才不及己”，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现自己插手军队的目的更为确切。南方三郡的叛乱始于刘备去世所引发的动荡，刘备死后，“亮以新造大丧，故未便加兵”。没有立刻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叛乱的原因很多，如南方三郡多与孙吴牵扯不清，不重新达成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贸然用兵是不妥当的。但是，因为要为刘备守孝而放纵叛乱，绝对不是诸葛亮不出兵的真实理由。诸葛亮达于治变，深知权衡，不可能迂腐到为刘备守孝而放任叛乱。曹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乱世不行古制，崇尚变通，非但曹操一人如此。明哲知变如诸葛亮者，岂会任由国家动乱败坏，却守着一些迂腐的教条死活不肯松手？

事实上，南方三郡的叛乱并不难平定。三郡（建宁郡、越雋郡、牂牁郡）叛乱首领之间并无紧密配合，相反，他们各自为政，互相勾心斗角。诸葛亮大军还在路上，越雋郡叛乱首领高定就已经把建宁郡的叛乱首领雍闿干掉了（和诸葛亮的离间计无关）。诸葛亮在王连的劝谏之下“停留者久之”也说明这些动乱并非燃眉之急。南征之役并未严重到需要“元首”亲征的程度，蜀汉集团内部并不是没有优秀将领可以代劳，庲降都督李恢就是其中之一。建宁郡的叛乱正是在李恢的独立指挥下平定的。“南土平定，（李）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从如此隆崇的嘉奖来看，南征之役，李恢确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最使人不解的是：这场南征，“统内外军事”的另一顾命大臣、都护李严居然完全置身事外。遍查史书，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曾参与此役的记载。而在建兴元年之时李严在处理南方诸郡的叛变事务上却曾有过极为积极地表。从积极主动到不闻不问，李严的态度和行为前后差距如此，是值得仔细揣摩得。

退而言之，姑且不论诸葛亮本人是否有借南征抓军权的本意，但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南征之后，诸葛亮确确实实已经掌握了蜀汉很大一部分的军队。当然，李严手中的江州军团并不包括在内。

镇守汉中的魏延所掌握的汉中军团，也还不在诸葛亮的控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