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战史风云

战史风云

寻找历史上的赤壁之战

编者按:

电影《赤壁》的上映,让大家再一次聚焦“赤壁”。

火烧新野、大战长坂坡、草船借箭、借东风、华容道……这些故事,是如此的脍炙人口。但史书上关于“赤壁之战”的记载却与传统认识如此不同——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且让我们跟着《三国前传》的作者、年轻的历史学者于涛一起去探微索隐,寻找历史上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如果摆在去年八月前,对于我来说,这也至多算是一个名词解答,是历史常识性的问题。只要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意义,一一排列出来,便是答案了: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在赤壁与孙(权)刘(备)联军激战,曹军遭火攻,大败,此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是我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

但到了八月,以公元计,应是当年拉开赤壁之战序幕,曹操挥师南下的月份,某日,台北联经的“掌门人”林载爵先生面示“赤壁”二字,于是,自己便“中了邪”似的钻进“赤壁”中。于是,那曾经只能算是历史阅读的“驿站”,成了思考历史的切入点,将近一年,才知此战,如果真的要展开打,对于自己的脑壳来讲,一定是场惨烈的大战。

关于此次被后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赤壁之战”,在记载此战发起方的历史中,却是轻描淡写,只用了七个字,就概括完了,这则记载见于《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公指的是曹公,也就是曹操。通常认为的大战,竟然如此记述,有些不可思议了。如果拿赤壁之战的描写,与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发生同一时代的官渡之战相比,《三国志》的编撰者对于官渡之战,就毫不吝惜笔墨,用了大段的文字,将官渡之战的前前后后交待得清清楚楚。

当然,从史书编撰的角度来讲,史家对于前后两次战役的记载,采取详略有别的笔法,本无可非议。毕竟,官渡之战的赢家是曹公,在赤壁之战中他是失败者。作为晋臣的陈寿,晋国的正统是魏国让与的,为魏国的缔造者采取一些保护性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样的记载,实在让人们与传统认识上的“赤壁之战”有着太大的落差。并且,在那七个字中,只谈到了“公与备战”,对于孙吴一方却只字未提,孙吴究竟到哪里去了?

在对三国历史普及做出巨大贡献的《三国演义》中,曹公决计兵发荆州,是在三十九回,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就到了第五十回,十二回的内容都在为“赤壁之战”做铺陈,一百二十回的演义,“赤壁之战”就占了十分之一,而火烧新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独退十万兵、群英会、草船借箭、锁战船、借东风、华容道……,与“赤壁之战”相关的故事,是一个接一个,妇孺皆知。

不必将小说、戏曲、评书中有关“赤壁之战”的场景描述过录过来,也许大家仅凭记忆,也就已经回味起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会知晓为什么要将戏分做得这么足?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

一、赤壁之战是三国力量的第一次交锋。不同于此前,三家各打各的,虽有交锋,大都可以判别为双方的事儿,与三方无缘。这或许也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所在。

二、赤壁之战是最具三国特色的展现。英雄、谋略在赤壁之战发生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印象深刻,热血沸腾。这也是“赤壁之战”的魅力所在吧!

如果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赤壁之战”的“战”做一个级别上的判别,此战是属于“战斗”级别的,“战役”级别的,还是“会战”级别的。

大凡战斗,规模较少,能够被史家录入史书的战斗微乎其微。“赤壁之战”要是被认定为战斗,恐怕谁也不会答应。

[page]

至于是“战役”级的,还是“会战”级的,二者的分界在西方军事家眼里,还是规模上的区分,战役规模小于会战规模。在讲述三国历史的著作中,提到“赤壁之战”,说战役的有,说会战的也有,更多的恐怕还是笼统地讲“战”。考虑“战役”一词,是一个很近代的词汇,在古代战争中似乎不具有参考价值。那就从会战的意义上来讨论,会战是参战主力在一定地区和时间内的决战。单从决战上看,就很有气魄,不仅是要决定胜负,而且是要决定整个战局。不过,这也是很近代的用语。古人讲:“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这是《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话。对于整理过《孙子》,写过兵法的曹公来讲,应该对这句话不陌生,曹公的理解是:“以度量知空虚会战之日。”显然,现代的定义很像是事后诸葛的分析,不如曹公的实战性的注解,宋人王皙有进一步阐发曹公观点的话语,他说:“必先知地利敌情,然后以兵法之度量,计其远近,知其空虚,审敌趣应之所及战期也。如是,则虽千里可会战而破敌矣。”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要考虑到战区的地形、地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等综合因素,从而来决定会战的时间点和长度,有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意思,会战目的性强,对于发动方来讲,势在必得,不容有丝毫差池。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定级为“会战”的“赤壁之战”,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史书记载中,可以构成“会战”级的两个前提——战区和战期却很模糊。

“赤壁之战”,本就是因会战发生地而得以命名。而赤壁,是否就是曹操决定发动会战的地点,后者说是会战战区的代表性地标?

从目前所见的材料看,“赤壁之战”更像是曹军在寻觅会战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之战,或有研究者就径称之为遭遇战。这样一来,“赤壁之战”的战级要大打折扣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赤壁之战得以发生,最初的动因还要回溯到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挥师南下,史书记载就表明了此次南下的一层战略意图,史称:“秋七月,公南征刘表。”

这不由得不对陈寿《三国志》中的叙事性语言,多说几句话。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就提到《三国志》是“近世之嘉史”,写得好,但“失在于略”。简略了,在当时,没什么大不了的,那还是当代史,尽人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多费口舌,提个话头,大家也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可是,时间久了,记忆在消退,当代史变成了古代史,简略背后的“真实”就有些遥不可及了。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用现在通行的公元纪年,大致相当于208年的八月,在整个建安时代,曹公几乎年年都要带着部队外出征战,但凡是曹公出现在战场上,要打的仗一般是场大仗,是恶仗。仅从“南征刘表”字面意义上分析,这四个字是建安十三年整体战略形势中,最具有会战的意味,即曹公要发动的建安十三年秋季攻势,战略意图是要灭掉盘踞荆州达近二十年的刘表集团。会战的地点应该定位在刘表作为荆州牧的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这显然没有牵扯到赤壁的事儿。如果拿下刘表,秋季攻势便可宣告胜利结束。

而事实上,曹公的战略意图还是规划得早了些。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实现得很轻松,很简便。因为,就在曹军南下之后,刘表就病逝了,“南征刘表”瞬间成了空想。

大军既已行进,绝无止步不前的道理。况且曹公也不会因为自己设定的敌人不辞而别,而终止这场秋季攻势,“刘表”只是一个目标符号,换言之,刘表作为荆州大员,可以代表一方,才被曹公标定为此次秋季攻势的打击目标而已,这场秋季攻势实际还包含着另一层的战略意图,是曹公的真实用心所在。

刘表,是具有三重身份的人——名士、官员、皇亲。

在汉末历史中,刘表大名鼎鼎,是大名士。在地方,刘表的家乡在山阳郡(相当于今山东省济宁市),那是东汉帝国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刘表有着道德标兵的地位。在那场足以彪炳青史,作为时代标志的“党锢”事件中,刘表是帝国党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八及”,“及”的意思是行为楷模。

党锢解禁之后,刘表被起用,进入大将军府,而那时的大将军府已经成为汉末政变的策源地,其幕后的领导人是政坛新秀——袁绍,在他的周围,积聚着一批激进分子。随着政变的升级,刘表也同其他大将军府要员一样,被外放地方,成为“钦命”的荆州刺史。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质的蜕变。这在当时,已经被证明是具有规律性的法则——割据一方,静观时变。

[page]

而汉末乱世中的皇亲,能够形成势力,成为政局制造者的,除了刘表,还有四位:爵位最高的是陈愍王刘宠,有武功,君臣和睦,在乱世中,陈国仿佛一片净土,可惜,好景不长,刘宠被袁术派刺客暗杀;威望最高的是幽州牧、太傅刘虞,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曾经一度被名士集团推举为替代汉献帝的新君,后被部下公孙瓒杀害;最早离开政治风波中心,得以实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益州牧刘焉,他没有看到建安时代的到来,就告别了人间天府,政权转由其子刘璋掌握;还有一位,就是在民间有着招牌式称谓的——大汉皇叔,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

对于曹公来说,刘表和刘备都不能算作陌生人,甚至可称作是熟人或是老朋友。刘表在大将军府的那段岁月,曹公也是那批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与大名士刘表相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刘备,提起他,曹公恐怕很难平静下来。因为,这位有着草莽气息、没落的皇亲,实在是太与众不同了。据王粲《英雄记》记载,曹公与刘皇叔结识在汉灵帝末年,由大将军指令进行的募兵运动中,将刘皇叔视为曹公的同道,曹公应该不会反对。但同道反目,却是汉末那段特定时间段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二十多年里,曹公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汉朝的实际主宰者,就在发动这次秋季攻势前,曹公还进行了一次官制改革,自己做了丞相。而皇叔,却始终没有摆脱寄人篱下的境遇,先是跟着自己的同学公孙瓒与袁绍作对,后来接受陶谦的“施舍”,想在徐州扎下根,却要受到袁术的欺负,还要和吕布硬拼,败下阵来,丢了地盘,去曹公那里歇脚,却感到危机四伏,借机再回徐州,引来曹公的东征,还是没得打,北上投了袁绍,被作为游击军投放到了曹公的后方,做袭扰,等到曹公腾出手来,又对皇叔来了一次清剿,皇叔只得南撤,撤入荆州境内,投了刘表。二十多年来,皇叔的人生轨迹可以这样描述:失败,逃跑;再失败,再逃跑。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家常便饭。直到投了刘表,皇叔的人生轨迹线才算暂时告别了波折,已经六七年没有颠沛的感觉了,“髀里肉生”,大腿长肉,这是缺少运动的表现,皇叔发福了!

即便如此,曹公对于刘表和刘备的看法却大不相同。自保、割据的刘表,曹公看不上眼,是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物,战略上可以加以藐视。这不仅是曹公自己的意见,曹公手下的几位大谋士也都这样看。但当年刘表单骑入荆州,在八年的时间里,做到“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没有几分能力、胆识,能做得到吗?曹公和他的谋士们会不会是戴着有色眼镜,错误地认识了刘表?

所以,有必要引入非曹系统的评价,对刘表进行一次综合的评估。这里主要看两个人的意见:一位是刘备的谋主,刘氏整体战略的规划者——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荆州的分析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这就断言了刘表守不住荆州。此前,诸葛亮通过自己的观察,就认为刘表是“性缓,不晓军事”。

一位是孙吴方面西进战略的鼓吹者——甘宁。甘宁是曾经近距离接触过刘表的人,亦可称作刘表旧部。甘宁对刘表的认识,与诸葛亮一致,刘表“儒人,不习军事”。在向孙权表明西进战略时,甘宁认为,刘表人无远虑,他的孩子也不成器。

这样看来,孙刘两家对于刘表的看法,与曹家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刘表受到轻视,已无可挽回。自保在遭遇到有计划的进取时,自保的壁垒终将打开。

不过,刘表受到轻视,还只是认识的表象。诸葛、甘宁在基于荆州地理形势和对主政者予以评价的基础上,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要占荆州,就要早下手,等到曹操打起荆州的算盘,那就晚了。言下之意:刘表不重要,重要的是荆州,它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可是,两位的战略意图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简言之,诸葛规划中的荆州,只是他的整体战略——“跨有荆、益”——的一翼,一旦两翼齐飞,最终的指向将是天下。相比之下,甘宁的眼界就有些低了,他还是一种区域性的战略思维,占荆州,是为了图谋巴蜀,相对于孙吴来说,就是一种横向的开疆拓土,占荆州是实现从小江东到大江南的关键一步。

到这里,曹公南征刘表的真实用心就需要作出一个表白了。曹公此番南征,刘表不足道也,荆州不足道也,他真正的战略意图,就是要消灭刘备。

对于一败再败、败而再战的刘备,曹公极为重视,他毫不吝惜地给与了这位“常败将军”以至高无上的评语:“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只有两位英雄,一位是刘备,一位是曹操。

英雄是什么?

切莫用现在的概念来理解“英雄”。在那时,“英雄”是人才,是顶尖的人才。曾经追随曹公,经历过建安时代风雨的曹魏重臣刘劭,为后世留下了一本叫《人物志》的书,书中就有专篇详细诠释了“英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英雄观。

[page]

在《人物志》中,英雄是要被分解的。英的表现是文,是聪明,有智慧;雄的表现是武,是勇猛,有力气。历史上的大人物,大都不可能英雄兼备,或更多地表现为英的一面,这样的人可以为相;或更多地表现为雄的一面,这样的人可以为将。为相、为将,也只能算是偏才。真正能够英雄兼备者,廖若晨星,英雄“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这英雄兼备者,就是要成就大业的帝王。

曹操的“英雄”称号,不是自封的,那是在他还是无名之辈时,在过着“飞鹰走狗”、放荡形骸的公子哥生活时,他与众不同的表现,就让某些“先知”们感到他终将成事。“英雄”出自大名士许劭的口,“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这纯属偶然,或者可以这么说,许劭要摆脱曹操的“骚扰”,信口雌黄,赏他一个“英雄”,打发他了事。这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处乱世的人们,谁又会把英雄曹操放在眼里呢?起兵之初的曹操,兵微将寡,在他后来撰写的类似自传性质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回忆起那段时光,说自己本可以强大,但却要克制,害怕自己逞强好胜,引火上身。这显然是不实之词。站在功成名就的立场上,回过头看走过来的路,美饰过去,是思想决定历史的表现。要知道,兵多了要养,曹操也只有散尽一次家财的机会。事实是,兵不能多,多了养不起。当时曹操的实态是要仰人资给,看富有的郡守州牧的脸色,英雄曹操也只能沦落为二流。吃败仗,流离失所,为能有一处安身之处,英雄曹操要苦苦挣扎。而刘备和那时的曹操何其相像!曹操已为英雄正名,那刘备呢?

当初,曹公把刘备称作“英雄”时,说得很从容。但刘备听到了,却很惊慌,“先主方食,失匕箸”,吃饭的家伙儿掉了,虽然英雄刘备可以借天气突变,雷声大作,来加以掩盖,但内心的不平静,却可想而知。曹公在从容间创造了两位英雄,可“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岂能为此,做出更改的道理?

此英雄既已得势,彼英雄尚在落魄中。就在英雄诞生的那一时刻,此英雄要消灭彼英雄,易如翻掌,毫无悬念。并且,曹公的心腹们,像程昱郭嘉等人,也都在极力劝说曹公,一定要除掉刘备,免生后患。

但曹公好像还没有想到要“孤芳自赏”。直到英雄刘备借机脱逃,再树旗帜时,曹公才有些后悔。后悔的英雄,随即受到算不上英雄的袁绍的牵扰,自此,这个心结竟然一结八年。

建安十三年秋,曹公挥兵南下。

稍稍分析一下建安十三年秋荆州军力的布防,不难发现,最先进入战斗状态,抵挡曹军兵锋的就是已经驻扎在樊城的刘备部。樊城与襄阳夹汉水对峙,是襄阳的北部屏障。

在曹军南下,大兵压境的紧急形势下,襄阳方面应迅速做出应对才是,毕竟这关涉到荆州的生死存亡。而刘表的过世,系属突发事件,他的解脱,却无异于将自己亲手经营近二十年的荆州推向了解体的边缘。继任者是刘表的次子刘琮,被甘宁看作不成器的孩子。他想走父亲的老路,要自保,就必须抵抗,可很快他就被淹没在荆州主降派的唾液里,失去了主政者的主见。

这一切,包括曹军的动向,襄阳方面对樊城一度在严密地封锁着消息。直到刘备觉察到荆州北部边境出现了曹军主力的集结,派人去襄阳探寻消息,才被告知——荆州已降。刘备闻知,第一反应是“大惊骇”,有这样的反应,确实很正常。自己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卖了,搁谁谁都要“大惊骇”。这与是不是英雄无关。

现实摆在面前,前有曹军主力,背后的城池已经变了颜色,腹背受敌,深陷险境。虽多年未经大的战事,英雄可能在体态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应变的本能足以让他当机立断:快撤!

可是,聪明智慧的诸葛亮却有些迟疑,他要劝说刘备回心转意,攻打襄阳,占据荆州,塑造自己战略规划中的那只翅膀。这时转为进攻,未免有些天真,书生气重了些,一旦攻下襄阳,就意味着要把刘备刚刚组建的新军,直面久经沙场的曹军。没有接触过曹公,恐怕诸葛还不知道那位英雄非浪得虚名。新军碰曹军,胜利只能寄托于奇迹的发生。

快撤!打不赢就跑,这是刘备多年的实战经验。跑晚了,家底就要赔得精光,那滋味,真的不好受!

有趣的是,樊城撤防,襄阳方面却突然冒出一位主战者,一位荆州军的将领,他认为,荆州降了,刘备跑了,曹操一定会松懈下来,放松警惕,他要出奇制胜,拿下曹操。胡三省对这位将领的评价是:刘琮采纳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曹操就完了。

可是,在得知刘备跑了的消息后,慢进中的曹公,突然加速了,舍襄阳于不顾,史称:“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这一日一夜,走了刘备大约三十天的路程。曹公由慢转快,刘备由快转慢,究竟是什么促使了二位英雄在速度上的转换?

从史书上的记载看,曹公的提速,是因于他对刘备去向的判断。刘备要去的地方是军事要塞江陵,在那里有着充足的战备物质,一旦据有,实力倍增。预计在樊城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正在复杂化,曹公的焦急可想而知,也应该予以理解。

[page]

但不理解的是,刘备的减速。既然将后撤的地点选在江陵,为什么迟迟抵达不了?他的手下也有这个疑问,得到的回答是:“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后撤,大批民众随军,号称“十余万”,辎重数千辆,这哪是在战略转移,分明是在大搬家。既然要“以人为本”,就不能静态地去思考,去受一时话语的感动。还是按刘备的思路,测算实际的结果:曹军追到,刘备打不赢,胜不了,“本”必为曹军掳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是,当阳长坂一战,曹军胜,刘备败,“本”归曹操。但刘备未因“本”而亡,是舍“本”而亡。前一亡是死,后一亡是逃。死为刘备不取,逃却是刘备的常规动作。

至此,是不是可以不从“人本”出发,去理解刘备的减速。也是在当阳,孙吴的使者鲁肃先于曹军见到了刘备。而刘备是否在当阳已盘桓许久?这是无法解密的。鲁肃问刘备的第一个问题是:“今欲何至?”刘备的回答是:“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不去江陵,而去苍梧,说明了什么?后撤缓慢,缘于方向不明,归宿难定。

然而,鲁肃的到来,却让无所适从的刘备看到了希望,当阳成了他人生的转折地,他知道了路在何方——向东,孙刘联合。聪明智慧的诸葛亮早已说过,一定要把孙权视为盟友。

鲁肃的到来,孙吴的加入,终于可以让“赤壁之战”打响了。但我又不得不草草地收尾。这场意义重大的经典之战,何时开战?战期多长?主战场在哪里?还有那著名的一把火,烧的是船?还是簰(筏子)?当事人王粲在《英雄记》讲:“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史家惜字如金,简而赅的文字,为大文豪们预留了驰骋的空间,却为历史制造了充足的遗憾。

单说那让文人骚客追古怀思的赤壁,说江汉五赤壁的有之,说江汉九赤壁的有之,有传统的意见,有新颖的破解,究竟在哪里?历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开战时间未知,战期不详,主战场不明,惟有结果,惟有曹公追索刘备的信念。结果:孙刘胜,曹公败。失败了的英雄请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代写一封给孙权的信,信文中有几点很有趣味:一是,赤壁之战,败在水土不服,船是我自己放火烧的;二是,你以为你会打水仗,长江这么长,你守得住吗?三、你要看清形势,要效忠,条件只有一个,擒刘备。

杜牧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真是很羡慕这种心境。年初,小寒过后,或许当年赤壁之战的开战时间就在这前后,我来到了武汉,在晴川桥上看今天的汉水入江,武汉江面数桥横架南北,顿时想起孙吴主降派代表人物张昭的那句话:“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看来,历史的信息还没有因为天堑变通途而磨洗掉;傍晚时分,来到了黄冈,登上文赤壁,却不知何处可以“架一叶扁舟”,怎样才能遥想起“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的往事,就又有些迷失了;翌日,飞奔蒲圻,武赤壁在雾中,临江而立,那镌刻在石壁上的两个红色大字,隐约于脚手架后,似乎是有意在捉弄着我畅想的思绪;渡江到乌林,那漫漫的滩涂,居然让我有了曹公在世,重新再战的错觉,这莫不就是当年的战场?

记于戊子年 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