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以毒养战？年产鸦片1200万两
辽宁一位历史学者最近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仿效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并以此为开支巨大的侵略军费提供财源。
“日本实施的鸦片战略，是其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朗说，日本此举目的一是牟取巨额利润，为全面侵华战争筹措军费;二是毒化和摧残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泯灭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
赵朗自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有关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侵略问题的研究，在东北各地查阅大量材料，并从《满洲国政府公报》《盛京时报》以及伪满政府档案中找到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赵朗说，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可上溯至日俄战争之后。自1905年日本占领旅大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和攫取“南满铁路”起，这些地区就成为日本向中国内地走私毒品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随后又公布《鸦片法》与《鸦片法施行令》，从而正式确立鸦片专卖制度，并规定：“出售鸦片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鸦片，均由政府专行之。”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线需要巨额军费，日本在东北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和贸易量。1943年、1944分别达1200万两、1500万两。日本通过大肆贩毒、制毒所攫取的中国财富，不仅是伪满政权的财政支柱，也成为日本支撑侵略战争的财源。
据初步统计，1932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7万元，1939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39亿元，1940年—1944年共收入5.3亿元。赵朗说，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
鸦片战争差点提前：洋女逛街引发中英刀兵相见
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这一年的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 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此后，一连几天，在 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因驱逐“番妇”引起刀兵相见
“番妇”(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 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 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 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 师为理由，并没有立即回澳门，等玩够了，才动身回澳门。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
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 “一口通商”上谕。
接下来，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并请求开放门禁，自由贸易。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50大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抄家流放，洪任辉以“沟串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大清规矩：“番妇”不准进广州城
洪任辉案结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为重点防范对象，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了一个“防范外夷”的规章，并得到了朝廷批准。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动和私生活的内容。
广州开埠之初，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
是案子总得有个了结。当事人 师夫人走了， 师也回了澳门。朝廷只好找相关人来说事，于是，那个送绿呢小轿给洋人的谢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谢五被传拘监禁，罪名是：交结夷商，私送绿呢小轿。最后，总督李鸿宾与巡抚朱桂桢合议，结案：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罚。
待李鸿宾等人把审判结果奏上报行，朝廷认可了，但谢五也已在狱中瘐毙了。
而后，李鸿宾等联名同拟8条关于夷务的章程上呈，除过去已有之外，特意将禁止“番妇”住馆、夷馆坐轿和偷运枪炮入省等3项明确强调加进。道光皇帝同意了。
实际上， 师夫人一案的处理，已使英国人摸清了大清帝国地方官的底牌。
过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结，专门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派律劳卑来粤，大班改为夷官，中、英之间一度发生严重纠纷，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 “番妇”事件也成了英国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 《南京条约》。
从此，大清帝国的街道上，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番妇”招摇过市。